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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作为伦理始源意义 　　[摘要] 　　伦理秩序要以“身体”为基础，要围绕着“身体”来展开。在新现象学家施密茨的伦理思想中身体始终处于最基本的、原初性的地位。施密茨从身体的现实性出发，通过入身形式的身体交流与情境融为一体建立了情境存在论。为我们构建了一种我与他人、世界融于情境的共生伦理。身体伦理追问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不断地实现自由的、展开的、呈现出自我特征的身体的解放与为生命原动力蓄积力量的、汲取养分的、充实的身体的回归。 　　[关键词] 身体伦理入身 情境新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 B8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3）02-0142-05 　　随着伦理学的发展与身体现象学的切入，身体成为伦理学反思的一个焦点。然而，身体的蕴意应该定位在哪里？身体到底能不能成为普遍伦理的逻辑基础呢？ 　　一、新现象学强调身体在伦理秩序中的基础性地位 　　近年来兴起的身体伦理学是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在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的生命伦理学奠基在身心二元对立、身体与道德主体分裂的基础之上。施密茨认为这种身体与道德主体相分离，即主体性与主体相分离的模式，实际上是源于“固定的身体”（fest Koerper）模式，它“是以一种假定的意识盒和具有固定或流动意识内容的意识流的形态来决定关于心灵的内在世界的观念”。所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命伦理学不承认非逻辑的、私人的、易变的直观、感受、欲求等感性的情感生活，只依赖于具有逻辑的、普遍的、确定性的理性，这使生命伦理失去了真正的“身体性”的基础。身体伦理学最早出现在许尔德瑞克和麦基丘克的2005年的论文集《身体伦理学：后习俗的挑战》中，作者对身体进行了伦理学的思考。身体伦理学为生命伦理学的深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身体伦理学不是建立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涉身自我”或者说“处身情态”（Slchfmden）的基础上，强调身心合一和身体的可变性。只要我们根据“在世存在”来理解人，处身与伦理学就是不可分的。 　　伦理学是以哲学思辨的方式来研究道德上的善与恶、是与非的理论，“伦理既是对内在生命的看护与整饬，也是对外在秩序的诉求和表达，是对生命、生活经验的整理和现实生活的准则要求”。从新现象学角度来看，这种整理和准则是以身体的“在世存在”为起点的。新现象学家施密茨从身体的原初震颤的事态出发，为身体伦理开启了新的途径，也丰富了对身体作为伦理秩序的始源意义的理解。身体不再如古希腊时期作为“伦理的原罪”，也不像尼采等人的视身体（实际上是躯体）为至高无上的伦理。伦理秩序要以“身体”为基础，要围绕着“身体”来展开。 　　新现象学意义的身体不是指单纯意义的躯体，而是原初的、前意识、前反思的意义的身体。它是一个不可分的、无表面扩展着的、但却具有一定的维度的（非数字化的，例如不是三维空间性的）容积。施密茨认为“身体”（现象学意义下的身体）不同于“躯体”（物理学意义上的身体），身体具有绝对的空间位置，不能在固定坐标系之中建立定量关系，没有明确的皮肤边缘。“身体”是在我们的躯体范围内通过诸如饥饿、干渴、恐惧、紧张、舒适等这样的身体震颤实现对事态整体性的把握。身体具有运动模式，而不是借助感觉器官形成“身体图式（Koerperschemas）”的所谓感知模式。作为现象学意义的身体处于这些动力因素的作用与反作用中，施密茨称之身体动力学。身体是超出躯体本身进入“身体的激动”领域。“当我谈论身体时，我想到的不是人们可以观察和触摸的人或动物的躯体，而是想到不是通过诸如眼睛和手这样的‘感觉器官’（Sinnesorgen）的支配就可以在这个领域（身体领域）察觉到的东西。”这样的感觉施密茨称之为身体震颤（Betroffenheit）或身体激动（1eibliche Re―gung）。新现象学意义的身体的两个特征即空间性与运动性符合身体伦理学的特征，而新现象学更强调身体激动与无意识的身体体验。 　　在施密茨的伦理思想中身体始终处于最基本的、最原初的地位，身体经验既不能忍耐还原，也不能忍耐抽象的理论化。因此，只有通过身体的原初感受，才能使人与世界的原初性的生命质态和生存样态如其所是地得到显现。身体的“重新发现”使意蕴的指引关联能够获得具体和最为鲜明的说明。身体感觉是重现真实世界的前提和纽带。以身体为轴心，人生成世界、进入世界、走出世界，以身体行为的丰富性实现人的全部生命历程。因此，身体的伦理本性是身体把其从自身中带出来。“因为身体的原初震颤或者说身体激动具有本源性和本真性，世界不是被思考出来的，而是生成性的直接、简单地‘在’或‘是’（动词性）。因此，伦理学的使命就是护送人的绽出之身体，朝向存在之澄明而去，并居留其中。”施密茨的身体现象学颠覆了传统形式主义伦理学的那种“感性一理性”对立的建构方式，他认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