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古城保育另类样本.docVIP

泉州古城保育另类样本 　　初夏的一个下午，泉州市鲤城区桂坛巷36号，一个明代小院里，“刺桐会”的成员“表姐”、陈志东、蒋煌基、谢永健，还有有意入会的谢志刚，围坐天井旁喝茶神侃。两个小时里，话题都是关于如何保护泉州古城，激越时须发怒张，伤怀处一片黯然。“刺桐会”是一个民间自发的小组，以网络为基础凝聚在一起，致力于保护泉州传统文化。 　　泉州古称“刺桐城”，是闽南文化的中心，自唐开元建城以来，世界商贾云集，文化多元，留下煌煌史迹。时至今日，各代的特色建筑仍然有相当部分得以保存，在鲤城区巍然挺立。历代的建筑形制、传统的生活形态，在泉州老城绵延绍继。2013年8月26日，在旅游业上默默无闻的泉州，以微弱优势赢下大名鼎鼎的苏州，成为“东亚文化之都”中国唯一当选城市，与韩国光州和日本横滨同膺此誉，声名一振。这背后，是泉州从官方到民间、从饱学之士到市井莽夫，对古城与传统的接力呵护。 　　一座座古城纷纷倒下，泉州古城究竟何以自全？当中国社会古旧的生活形态芳踪渐渺、“乡愁”勃兴之际，对发生在泉州这个城市里的新老博弈的模式解剖，有助于我们一探古城存毁的社会逻辑。 存在的逻辑 　　我们今天所谓的“古城”，其实本来就曾经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一直可以被按需改造。它是众多私产的集合，受经济能力制约，只是此前没有一种公共意志有意愿、有能力对它进行系统性的保护。所以，决定古城存毁的主要力量是以客观的角色存在的，就是“形势”。 　　解放之初这股力量是革命浪漫主义。北京，1950年提出的“梁陈方案”被束之高阁，决策者说要让北京“从天安门城楼望过去，下面一片烟囱”。浪漫被举国复制，古城倒下一大片。 　　“文革”期间是意识形态为王，“破四旧”，“砸烂旧世界”，各地古城再一次经受人为隳毁。 　　改革开放之后是经济挂帅，工业化引领下的大拆大建，让大部分地区的古建筑只剩下最后一抹余辉。 　　泉州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总能滑溜溜地与这些全国各地共同的演进逻辑擦边而过。 　　泉州市新海路闽南文化保护中心主任龚勤勤告诉《南风窗》记者，解放之初，全国掀???建设社会主义热潮。唯独泉州，由于邻近金门，是两岸政治前沿，炮火未停之际，中央担心建设成果毁于一旦，有意抑制泉州发展，所以拆建不多。这种特殊的地缘因素，客观上保护了泉州古城。 　　“文革”期间，年轻人容易被煽动，去破坏古迹，但泉州从政府到社会，都对保护古建筑有高度的共识。当时的老市长王今生是一名菲律宾归侨。1966年某天，红卫兵捣寺毁佛的队伍向着唐代古刹开元寺进发，王今生躺在大雄殿前的地板上说：“要砸开元寺，请从我身上踩过去！”之后他还叫人用竹篾将佛像围裹起来，隔绝于外界的动荡，“文革”结束之后，拆去遮护，开元寺完好无损。 　　龚勤勤说，当时民间也很自觉，因为怕佛像被损毁，中国寺庙附近的居民会在半夜三更起来，悄悄把佛像埋到地下藏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泉州也盼着中央能给予特殊的政策。龚勤勤回忆称，当时给泉州的文件中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有一句，“泉州是著名的侨乡”。“那意思是说，泉州要发展，你得靠自己，去向侨胞要钱。” 　　祖籍泉州的华人华侨总数超过1000万人，泉州的外来投资，大多正来自华人华侨，这些人对祖根有着强烈的感情，建设过程中不过度毁坏古城，也是他们的共同心愿。 　　泉州民间的传统文化肌理，从未被彻底破坏，“遭受打击―暗淡―重生”，无限循环。过去一甲子的历史进程中，泉州显得有些特立独行。正是这种独特性，奠定了今日“底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的古城地位。 “境主神”与复杂的产权 　　茶过几轮，有点淡了，“表姐”换了茶叶，味道又提了上来。 　　“刺桐会”聚会所在的桂坛巷36号庭院是从一位老婆婆手里租下来的，租约订立之日，老婆婆把堂屋正中摆放着的神像擦洗一新，反复叮嘱：什么地方都可以动，就是神龛不能动。 　　传统的接续，正体现在民间信仰的根深蒂固。墙外，就有一座“境主神庙”。“境主神”是泉州才有的一种区域性神祗，源于明朝初年。当时出于军事目的建立的“铺境制”将泉州古城分为“4隅36铺72境”。境，类似于社区，但其中包含共同的精神认同，一境之内的人们超越了血缘基础的宗族性关系。每个境都有自己的保护神，神的身份各异，统称“境主神”。 　　另一位刺桐会成员谢志刚带着《南风窗》记者去看“境主神”，随便行走了方圆500米内的一个区域，见到七八个神庙。“一平方公里范围内，至少有二三十个。” 　　“铺境制”绵延600年左右，其间人员杂处，“境”也在分化增衍，但人们永远都会记着自己的“境主神”，设龛立庙，四时香火不断。 　　工业化初期，为了让位给厂房建设，一些外向型地区连宗祠一类的建筑都被拆毁，可谓“物质制胜，精神完败”―已经退化的文化自救天性，碰上有强烈目标感的经济冲动，无以据守。 　　值得庆幸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