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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刘亮程散文叙述策略与主题 　　从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模边缘的小村庄走出的作家刘亮程被誉为“乡村哲学家”和“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沙漠中的小村庄黄沙梁是一个封闭的环境，这是刘亮程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他文学创作的根据地。贫穷落后的村庄在刘亮程的眼中充满诗意，“房子被风吹旧， 太阳将人晒老， 所有树木都按自然的意志伸叶展枝”。黄沙梁对于刘亮程而言，就像是沈从文的湘西和梭罗的瓦尔登湖，刘亮程固执地坚守着他的“一个人的村庄”。 　　关于刘亮程的散文，学界对其评论褒贬不一。蒋子丹、林贤治、郭小东等分别从哲学、文化心理、道德建构等角度出发，认为刘亮程的散文具有开拓性意义，给予的评价颇高。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看法，如沈义贞认为“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充满了混沌、模糊甚至矛盾的言说，是现代进程之外的乡村呓语”[1]。时国炎则认为刘亮程在散文创作过程中具有“二重化心理”，即“借重边缘角色强烈拒绝现代性与通过现代性角色竭力强调自己的伪边缘身份”，并认为“城乡对立”是刘亮程精心营造的，是为了获取现代文明认同的一种叙述模式。[2]笔者认为，刘亮程的散文虽不足以称得上“建构了生命的大彻大悟、顶天立地的哲学”[3]，却也不是哗众取宠、博取众人眼球的快餐文学，其文本饱含了作者的生命感悟，是当下浮躁文坛的一股清风。本文从叙述策略与主题两方面分析刘亮程的散文创作。 　　一 　　在人畜共生共荣的小村庄黄沙梁，各种动物、植物都成了刘亮程关注的对象，他以充满关爱的眼光看待生活中的平凡事物，在关注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哲学的思考。刘亮程的散文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同走进沙漠中的绿洲，这得益于他独特的文本叙述。下面就从叙述视角和叙述模式来浅析刘亮程的散文。 　　首先是叙述视角。黄沙梁的土地及农村生活是刘亮程创作的源泉，他的散文叙述视角是第一人称“我”，而这个“我”是黄沙梁的农民之一，但和普通的农民又不太一样。他既是村庄生活的参与者，也是村庄中的旁观者，而村庄也仿佛只为他这个旁观者而存在，成为“一个人的村庄”。散文集中的叙述者“我”是个村里的闲人，以《冯四》中的典型描写为例：“我没有多少要干的事。除了比较细致地观察牲口，我也留意活在身边的一些人。”在一年四季都在劳作的农民眼中，“我”无疑是不太正经的乡下人。“我”观察一粒虫的动作、一棵草的事情；品味“风把人刮歪，又把歪长的树刮直”；对蜣螂滚粪球、蚂蚁背着干虫表现出莫大的兴趣；看吃草的牛、马、驴屁股对着太阳。“我”的闲适与普通农民的忙碌形成对比，表现出“我”的个性。悠然自在的“我”把目光从农忙琐事中移开，转而细致关注村庄的一切。 　　在刘亮程的散文中，“我”是个“毫无目的的人”（《我改变的事物》），“我”虽扮演着村庄边缘人的角色，而身份却实实在在是个农民。农民的身份使“我”也有农活要做，“我”还要看守全村的麦垛。“我”经历了农民生存的艰辛，在冬天找柴火时冻坏了一根骨头。在“我”的眼里，劳动带给农民的快乐很有限，只是收获的季节里劳动才不至于那么痛苦。其余时候，劳动对农民来说不啻为一种折磨，“劳动——这永远需要擦掉重做的习题，永远摆在面前”。劳动在刘亮程的笔下是一件荒凉的事情，它将农民的力气耗干，精神变得麻木，对外界变得失去感知力。刘亮程本身作为劳动者，他对劳动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他用荒凉的文字描写劳动，表现出他对繁重劳动的抗议，这是代表农民群体发出的声音。刘亮程既以农民的身份体会劳动的艰辛，从而表现出对劳动的深刻见解；又以村中闲人的身份出现，与繁重的劳动保持距离，从而使他可以逃离劳动对人精神的麻木，以敏锐的心观察属于他的“一个人的村庄”。 　　其次是叙述模式。刘亮程的散文面对的读者显然不是整日忙碌于劳作的农民，即使偶有农民看到其所写的内容，也会认为是农村“闲锤子”在扯淡。他的散文面对的群体主要是城市中生活的文学爱好者，这就决定了其文本的叙述模式最重要的两点：一是写城市人想做但无法实现的农村特有的生活；二是要让城市读者不对这种陌生的生活方式感到枯燥乏味，因而在散文不受束缚的框架下语言要适当幽默。先来看第一点。在刘亮程的散文中，有很多城市人无法体会到的生活经验。比如他细致地观察蜣螂滚着一颗比其身体大好几倍的粪蛋，“蜣螂头抵着地，用两只后腿使劲往上滚，费了很大劲才滚动了一点点”。这种体验对于城市读者而言是新奇的，读起来自然会很有兴趣。在《我改变的事物》中，“我”把一棵斜长的胡杨树用绳子拴在邻近的一棵树上，将它拉直了。两年后“我”回来，看到歪斜的胡杨已经长直了， “既挺拔又壮实”，而“拉直它的那棵树却变歪了”。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这种叙述使读者往往有欲罢不能的感觉。 　　再来看第二点。刘亮程的文字充满幽默感，最适合散文自由的框架。比如他写驴，“有一次我小解，看见驴正用一只眼瞅我裆里的东西，眼神中带着明显的蔑视和嘲笑”，“公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