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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关系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ZH056） 　　作者简介：高一飞，女，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讲师，医学人类学博士，主要从事医学人类学、医学人文学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援引广阔真实背景下的论据，从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医学视角出发，论证和归纳了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之间至少存在三种关系：第一，同源性，即被相似甚至相同的社会张力和社会结构驱动；第二，直接相互作用，即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宏观、中观、微观因素会增加具体情境的艾滋病风险、社会易感性和脆弱性；第三，更微妙的间接相互影响与联系，即二者相互交织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效应分别反作用于艾滋病防治与人口流动问题。 　　关键词：人口流动；艾滋病传播；医学人类学；社会医学 　　中图分类号：C913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6-0089-06 　　关于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两类不同观点。主流观点认为人口流动推动了艾滋病传播，流动的人口既是有更大机会接触传染源的易感人群，也是流动的传染源。[1]（P259～267）其指导下的艾滋病防治实践虽然产生了短期的效果，但被认为无法触及和改善促成艾滋病传播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是治标不治本的短视行为，[2]（P177～185）在长期内更可能产生其他负面效果。另一类观点，试图从其他视角寻找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之间的双向和复杂关系。比如，迁移性务工者更有机会接触艾滋病防治的知识、工具及公共卫生服务，有利于降低感染风险。[3]（P753～754）艾滋病感染也可能导致人口流动，得知自己患病后，身处异乡的感染者或病人往往希望回到家乡度过临终阶段。[3]这些事实提示，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的联系比单纯因果关系更复杂，但由于观点分散、证据零散，这类观点获得的关注不多，没能对艾滋病防治实践产生切实影响。本文从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医学视角出发，尝试寻找一种有较强解释力和实践意义的分析框架，尽量全面地理解、探究和审视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的关系。 　　一、人口流动与艾滋病 “形影相随”的原因 　　如果将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分别视为两个社会问题，放到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场域中去理解，就会发现二者受到相似的社会张力影响。 　　（一）艾滋病是“获得性权力缺乏综合征”和“获得性金钱缺乏综合征” 　　1. 世界体系内的“获得性权力缺乏综合征”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全球3500多万感染者和病人，超过90%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约70%的感染者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近年来，95%的新增感染者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4]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艾滋病流行与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不无关系。它们大部分有被殖民的历史，民族独立之后经济上和政治上仍极度依附欧美。 　　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例，以时断时续的局部冲突为主要特征的“低强度战争”被认为是推高当地艾滋病风险的重要诱因。[5]战争导致经济长期停滞，彻底摧毁公共基础设施，造成武装力量频繁穿越居民区、匪盗横行、大规模难民迁徙、强行征兵、乡村普遍凋敝等社会动荡，增加了商业性性行为和多性伴性行为的发生。同时，由于医疗卫生服务瘫痪，艾滋病预防知识和干预无法到位，性传播疾病蔓延，大大增加了感染风险。[6]（P443～456）除了前南非种族隔离政府以外，以美国和西欧为首的发达国家是挑起低强度战争的反叛势力的主要政治和经济支持，为的是促进它们在南非大陆和世界体系中政治目的的实现。 　　再以除古巴以外的加勒比海地区为例，这里是仅次于非洲的最为严重的艾滋病传播地区。海地、牙买加、特立尼达、多巴哥、巴哈马等国家自15世纪起就是西方殖民者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的中心之一。由于农业被摧毁、资源被耗尽，这一地区经济结构脆弱，民族独立后，仍处在一系列新殖民主义政策压迫下，最终沦为欧美人的廉价休闲胜地。大批破产农民从农村涌向城市，不得不以向游客提供商业性性服务为生。流行病学报告表明，艾滋病病毒正是通过旅游业从美国传入专为欧美游客提供服务的红灯区，[7]（P261）并因当地缺乏有力的疾病预防与控制系统而迅速蔓延。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艾滋病肆虐是国际和世界体系中政治、经济霸权的直接后果与反映。在国际政治中缺乏政治经济权力是艾滋病在当地蔓延的推手，艾滋病也是“获得性权力缺乏综合征”。[8] 　　2. 局部地区的“获得性金钱缺乏综合征” 　　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来看，也是社会底层的最贫困人群和社区首先受到艾滋病侵害。 　　以中国为例，1989年国内首例艾滋病病例发生在经济不发达、少数民族聚集的云南省西部偏远地区，此后大部分新增感染都出现在云南、广西、四川等西部不发达省份。2004年，又在河南、安徽等中部经济欠发达省份发现了大批因既往非法卖血感染的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