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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阮籍与尼采批判精神一致性 　　摘 要：阮籍与尼采，一东一西，一古一今，相隔时代久远，所接受的教育显著不同，却都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一个对虚伪礼教进行批判，一个则对传统悲剧观进行批判，演绎出一种悲情之美。 　　关键词：阮籍；尼采；批判精神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3-0250-02 　　一、阮籍对虚伪礼教的批判 　　据《晋书列传》第十九中记载（阮籍）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以白眼对之。……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沪沽酒，籍……醉，便卧其侧，”“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返。”“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 　　儒家的传统礼制规定，子在为父母服丧期间，不饮酒，不食肉，叔嫂间不能对话、邻家女子不可直视……而阮籍却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这些惊世骇俗之举。种种异举令人费解，使“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阮籍对此只有一句话：“礼岂为我设邪！”以致构成了他不拘礼俗，旷达不羁的人格形象。 　　要究其原因，还得从当时的社会风气入手。当时，司马氏宣称“以孝治天下”，其实是试图以阴谋手段夺取曹氏天下。按儒家的礼法，司马氏违背了君臣之礼，是不忠，不忠即不孝。显然，司马氏所标榜的礼，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成了“窃国”的工具。当时除了阮籍，还有一些正直的人士也是不谈礼法的。对此，钱穆先生曾说：“司马氏当时提倡私人道德，实际上不啻提倡人藏头掩耳，虚伪，做假君子……东汉以来，社会上早走上虚伪文饰之途。曹氏、司马氏篡窃相承，丑态百出，更令有心人深恶痛疾。……直到魏晋之际，上下虚伪成习。”可见当时的名教已经成为产生欺诈、虚伪等种种罪恶的根源。 　　阮籍痛心于名教的堕落，从而对礼法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越名教而任自然”转而追求一种“至真”之性。他追求的是叔嫂、母子之间互敬、互尊的真情。他与兵家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却为其女之死哭哀，原因就在于他为世间纯洁美丽的丧失而忧伤，这是对世间纯洁的真情呼唤。他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不被“名教”的繁缛礼节束缚并企图打破其束缚的自然表现，诚如高晨阳先生所说：它也不是真正地质性自然、顺从本性，而是有意地冲破礼的规范，呈现为无拘无束、自由适性的特征，带有道家的“逍遥”之感。 　　陈寅恪先生说：“阮籍虽不及嵇康之始终不屈身司马氏，然所为不过‘禄仕’而已，依旧保持其放荡不羁之行为，所以符合老庄自然之旨，故主张名教身为司马氏佐命元勋如何曾之流欲杀之而后快。” 　　其实，与表面的不拘礼俗，旷达不羁相反，阮籍的内在是至纯至真、至善至美的；他为母孝能“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这就是真性情的显露。其实，他所反对的，只是现实政治中司马氏所推行的虚伪的礼法名教，而对于“为教之正”的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他不但不反对，反而是躬行的，鲁迅先生曾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这个我们也可以从阮籍教育儿子的事件中得到证明：阮籍子长成，有其父风度，少慕通达，不饰小节，阮籍告诫说：“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乃知子慕己之达而不知所以达也。在韬光养晦、虚与委蛇的表象下，其内心对真正的纲常名教的信奉是坚定不移的。 　　但是，由于时局的动荡不定和老庄思想的影响，阮籍的思想渐渐地转向于“自然”，到最后儒家理想人格彻底破产，发展成“越名教而任自然”，其思想发展的转变，在他的哲学著作《乐论》、《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里有迹可循，到《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里则已经完全是追求一种无拘无束的精神世界，力求达到一种“大人先生”式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的确立，也仍然是建立在对虚伪礼教的批判之上的。 　　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不但要敢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阮籍在对虚伪礼教进行彻底的批判之后，确立了他的理想人格“大人先生”：“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大人先生”的人格是最理想的，其精神境界也是最自由的，它以主观上的玄远之境平息了客观世俗社会的纷扰紊乱，以精神世界的逍遥自由与无限来弥补现实世界的拘谨和有限，从而实现了对现实和自我的双重超越。 　　二、尼采对传统悲剧观的批判 　　尼采的批判精神，似乎是与生俱来、伴随他一生的一种性格存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他在第一本美学著作《悲剧的诞生》里体现出的对以苏格拉底为首的乐观主义和以叔本华为主的悲观主义的批判。 　　尼采提倡以艺术的眼光看待人生，他在《悲剧的诞生》里说过“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观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反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