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社会案兼管.docVIP

刍议社会档案兼管 　　一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党政文件出现在收藏品市场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档案报刊时不时有关于北京报国寺潘家园买卖档案的文章。不止于北京，这在全国怕都不少见，比如上海文庙市场。笔者在本市旧书摊上发现过一本打印的《临清文革大字报选编》，要价150元，一份《中共临清县委关于清查“516”的计划》，要价100元，一份县委、县革委表彰先进的红头文件，要价10元等等。初见到这些东西上市笔者心里有些复杂。大概是有些职业病吧，首先是想到档案执法收购。既而则是叹息，这些文件市档案馆里都还有重份的文件存着。当年搞档案馆管理升级时，对馆藏重新进行鉴定，剔除了数万份的重份的文件，讨论它们的销毁时，笔者力主继续保存。当被诘问它们还有什么用处时，笔者竟异想天开地说：“如果档案馆实在不好再保存它们，把它们一份一份的拿到市场卖给别人，??别人收藏。”我的同事瞪大眼盯着我，却不再说什么。 　　作为一个比较顽固的反档案商品论者，笔者当然知道买卖档案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行为，上述想法只不过是在某些档案面临销毁危机时所作出的本能的反应。现如今，笔者的异想天开已变成别人的行动。现在，要对人家进行档案执法，我们自己心里是很嘀咕的。嘀咕什么呢？首先，对人家进行档案执法，人家要问，这买卖的是档案吗？我们应怎样回答？国家档案局印发的《机关文件材料归档和不归档的范围》规定，不归档的文件材料的范围包括了重份文件。国家档案局颁布的《档案馆工作通则》规定的档案馆接受档案的范围，县级档案馆只接受具有永久和长期保存价值的档案。如今人家买卖的是档案馆里都保存的文件，甚至于在馆里还保管着其重份文件，也就是说那本市旧书摊上卖的文件，按《机关文件材料归档和不归档的范围》规定，在档案形成单位它是不应归档的重份文件，它不是档案。自然，站在档案馆角度，它就更不是需要接受的具有永久和长期保存价值的档案了。如此，我们再搬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关于出卖档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禁止出卖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规定，依法追究人家的法律责任，便很有些理短，人家可以说，按档案法规的规定，出卖的不是档案。当然，档案馆也不会对上述所出卖的文件进行收购。你总不能把它们收购进来，再当作不归档的重份文件销毁处理掉吧？！ 　　 　　二 　　 　　 笔者对档案商品化观点持反对态度，对倒卖档案牟利持反对态度。而对档案买卖现象的客观存在，笔者有以下建议，第一，修正我国档案业务建设规范中利于档案自由买卖方面的文字条款，修补档案法规体系中的漏洞，避免档案倒卖者钻其中的空子。比如，《机关文件材料归档和不归档的范围》中，被列入“不归档的文件材料范围”的“本机关的文件材料”的重份文件。事实上，这一规定早已过时。1998年的《山东省机关档案工作规范》便规定了“本机关重要发文实行两套制”，这自然是为了缓解日益增长的档案利用需求与档案保护之间的矛盾。现实中，许多档案保管机构的某些印发文件，为适应利用需求正在被多套的送上档案柜架。第二，建立社会档案（非国家档案保管部门所有的档案）动态监管机制，对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实施具体有效的全方位监控。其监控内容应包括以下几点： 　　建立社会档案监管公告制度。要实行对社会档案的监管，首先应让公众特别是让集体和个人所有者知道被监管社会档案的具体范围，这就需要向社会发布社会档案监管公告。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档案并不都是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其中那些对国家和社会不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应当保密的档案除外）是不需要国家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监管的。但这其中的具有与不具有之界限的划定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诚然，有些集体和个人所有档案在形成之初便可显出国家和社会价值，但也有许多档案的价值隐秘性很强，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渐渐显露出来。因此，被监管社会档案应有现行与历史之分。所谓现行档案即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新近形成的档案，如与国家现行档案概念相区别，也可称其为新近社会档案。这里新近的概念似以15年以内所形成的档案为时限比较合适。15年是国家机关文书档案短期保管时限，在这一时限内，集体与个人可以从容地考察其新近档案的价值，国家档案行政管理者亦能较为从容地对本辖区内新近档案的国家和社会价值给出鉴定结论。新近档案的监管公告应每年定期发布一次，特殊情况下，还应随时发布。同样理由，我们可以把被监管的15年以上的社会档案称之为非新近档案或者往常档案，往常档案监管公告应不定期的发布，或者搭车与新近档案监管公告合并发布。 　　协调《文物保护法》与《档案法》关于文物档案买卖条款的不协调之处，严谨档案监管法规的可操作性。要严密地、全方位地构建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