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制举科考论.docVIP

唐代制举四科考论 　　关于唐代科举考试中“四科”的问题，由于史籍记载较为混乱，往往引起学界对其误解，以至《玉海》《新唐书》等史籍将“四科”误作四次登科，学术界很少有人注意这一问题。本文拟围绕“四科”的起源和含义，进行梳理和探讨，并对汉唐选才标准的“四科”的概念进行考察。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四科”之名由来已久，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始令郡国举孝廉，按照本郡人口的不同，每郡各举一至三人，荐举的标准就是“四科”。汉代察举制的“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材任三辅令。”（《宋书?百官志下》）《后汉书?黄琼列传》云：“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汉代“四科”也用来形容人的才华出众，如班固赞美太守谢夷吾“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济时，知周万物”（《后汉书?谢夷吾列传》）。魏晋以来，“四科”作为选士的重要准绳，曹魏明帝时，散骑黄门侍郎杜恕在讨论考课之制时云：“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三国志》卷十六《魏书?杜畿传附杜恕》）西晋秀才策试也把“四科”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但西晋末孝秀选拔已经脱离了“四科”标准。如《晋书?五行志中》云：“自丧乱以后，风教陵夷，秀孝策试，乏四科之实。”大业五年（609年）六月，隋炀帝行至张掖，“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书?炀帝本纪上》）。炀帝所说“四科”在名目上与汉代“四科”选才标准有所差别，已经有分科的性质。如下表： 　　炀帝“四科”与汉代“四科”相比，虽然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汉代“四科”的要义和基本特点，但以汉代“四科”的选才标准，对四类人才进行“分科”选拔，并对“四科”作了很大发挥。前两科更加突出经学、才艺和武艺，与汉代“德行”“经学”标准相差较大，后两科还基本上保存了“明法”与“吏能”的特点，从而使制举分科与察举选士的“四科”标准分离，具备了唐代制举分科考试的雏形。 　　与汉代察举的“四科”相比，隋代的“四科”取士是分科选拔四种各自独立的不同类型的人才，而汉魏察举制则用“四科”的标准衡量一个人是否同时兼备。察举制以“四科”取人，显然存在一个求全责备的问题，不利于专门、奇才的发展。如《宋书?潘综传》云：太守王韶之临郡，发教曰：“前被符，孝廉之选，必审其人，虽四科难该，文质寡备，必能孝义迈俗，拔萃著闻者，便足以显应明扬，允将符旨。”现实的确如王韶之所言，“四科难该，文质寡备”，很难选拔名副其实之人，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品藻、空谈之风。隋代出现分科取人，应该与南朝出现的东观学士分科育人的新趋势有关。据《南史?王昙首传附王俭传》云：“宋时国学颓废，未暇修复。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置总明观以集学士，或谓之东观。置东观祭酒一人，总明访举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十人，其余令史以下各有差。”可见南朝宋发展了汉代“四科”选人标准，“四科”分为儒、玄、文、史，设置东观学士教授生员，分科培养不同的人才。 　　南朝宋的“四科”培养人才的观念发展到唐代，便与制举考试相结合，“四科”概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多指制举考试。如《唐故吏部文林郎贾君墓志铭并序》云：“君讳德……（隋时）不以‘四科’求官。岂逞三端取赏……武德年内，被召赴京……以大唐贞观二十一年卒。”（胡戟、荣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38号，北京大学出版社）说明贞观末，唐人书写墓志时用“四科”来指代制举考试，并明确说明隋朝没有实行制举考试。又如《大唐故密府谘议张府君墓志铭》云：张梵信以门荫授朝请郎，历夔州都督府兵曹，“俄而诏辟‘四科’，允膺嘉选，策第居最，显级再加，贞观三年（629年），改授越州都督府兵曹”（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张梵信已经授都督府兵曹，故不可能参加秀才等常科科目，考虑汉魏察举制下“四科”的特定含义，又是“诏辟四科”，说明这里的“四科”就是指制举考试。张梵信参加“四科”考试，并以“策第居最”，正好可以佐证贞观初所谓的“四科”就是制举考试。 　　随着唐代制举考试分科以后，“四科”也可指代四个制举科目，大概是从名称上符合汉代“四科”取人之旧制。如《旧唐书?高宗本纪上》云：显庆五年（660年）六月，唐高宗“诏文武五品已上，四科举人”。此事在《册府元龟》中记载得比较详细。显庆五年六月诏： 　　内外官四科举人，或孝悌可称，德行夙著，通涉经史，堪居繁剧；或游泳儒术，沉研册府，下帷不倦，博物驰声；或藻思清华，词锋秀逸，誉标文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