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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白鹿原,点滴谈感想 　　经过两年多的艰难创作，歌剧《白鹿原》终于在5月21日晚以舞台版的形式进行了首演。几个月前，音乐会版《白鹿原》首演时我就在现场，观后写了五千多字的评论文章发表在《歌剧》杂志上。此次观看舞台版歌剧，豁然增添了一些新的感受，于是便想再留下一些文字，继而动笔写了这篇短评。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歌剧《白鹿原》是著名作曲家程大兆根据文学巨匠陈忠实的同名小说改编创作的。在这部歌剧中，程大兆以高度提炼的手法，将原著的主旨思想浓缩在一部三个小时的作品中，其工程之大、任务之重，都是只言片语所难以道清的。 　　歌剧《白鹿原》虽然只节录了原著中的部分人物与情节，表现的思想内涵也很有局限性，但作曲家（也是剧本作者）在创作中却抓住了原作中生动的、有血有肉的情节，表现出了富有历史感、传统感、人性感的精神内涵。 　　对于歌剧《白鹿原》，我从观看音乐会版时就持肯定态度。我认为这部歌剧是我国几十年歌剧创作中的“淘金之作”。当然，是不是金子还需历史证明，但它起码应属于被“淘”之列，是经过“过滤”后所“淘”得的精品。 　　成功之处 　　一、歌剧化的剧本。《白鹿原》的歌剧脚本是作曲家程大兆自己创作的。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说过，作曲家亲自创作剧本是本剧的优势（当然作曲家要有编剧能力）。程大兆写的剧本有着音乐与文本相吻合的特点，这样的剧本，我称之为“歌剧化”的剧本，因为从戏剧结构和文字上看，它们都“浸透”着音乐的潜在语言，这样的剧本，很容易在其之上构建音乐的框架，继而形成“戏剧音乐化、音乐戏剧化”的歌剧特点。 　　二、动力化的音乐。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白鹿原》的音乐是“歌剧化”的音乐而非“歌曲化”的音乐。它的音乐语言和表现手法是富有内在张力的，其中有机的体现令音乐与戏剧融为一体，达到了歌剧整体化（非片段化）的效果。 　　程大兆写的《白鹿原》，并非纯民族性、纯地域性的歌剧，他采用了西方正歌剧的形式，结合地方性的音乐语言，写成了这部既有历史沧桑感又有深刻寓意的中国式歌剧。 　　有人提出，《白鹿原》的音乐应带有更多的地域性，要着重体现出关中地区的民族和民俗特色，认为现在的《白鹿原》过“洋”了，有些与民风不符。但我觉得，正是这种偏“洋”的结构与手法，才真正使这部歌剧产生了富有深度的戏剧力量。假如作品写成纯地域性的民族歌剧，那不过是将关中大地的纯朴民风及平凡故事“泛谈”一番，根本无法表现出原著厚重而又深刻的精神实质。 　　因此我认为，《白鹿原》以正歌剧的形式结合动力感（有机的内在张力）的音乐，赋予了作品立体、恢宏的效果，达到了升华情感、凝练主题的目的，这是歌剧中最主要的成功之处。 　　一些争鸣 　　《白鹿原》是一部大歌剧，它的艺术承载力相当突出，其文学性、音乐性、戏剧性均有着统一的体现，以歌剧体裁的表现手段来看，这部歌剧基本上达到了浓缩、精炼、提升的目的。 　　在首演后的专家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了对原著改编不妥的问题，也有人对作品戏剧上的细节提出了苛求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专家们的提法都有道理，但有些意见忽略了歌剧体裁的特殊属性。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歌剧（尤其是话剧角度），所得到的看法必然是不同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一般来讲，歌剧受音乐体裁的限制，在情节上讲究凝练和集中，在人物角色上强调鲜明性和代表性。由于歌剧除戏剧结构外还有音乐结构，故在情节安排和人物处理上，首先要考虑音乐的连贯与展开，考虑如何将音乐与戏剧进行合理的调配，因此，采用一些不同于话剧的表现手法是十分必要的。 　　程大兆的歌剧是以树立典型人物、表现鲜明形象为主旨的，他之所以选择小娥与黑娃的爱情戏作为主要内容，是希望借助爱情这一歌剧体裁最适合表现的情感，来“搭建”或者说“沟通”剧中深层次的哲理，即中国传统礼教思想带来的“桎梏性”悲剧。我理解程大兆的想法与做法，他的集中典型化处理，在整部歌剧中收到了实际效果，也达到了预想的感染力。因此在这一点上，我是支持程大兆的。 　　《白鹿原》的音乐是中西结合的，剧中采用的是西方歌剧中咏叹调、宣叙调、合唱、重唱等表现手法，然音乐内涵上却融入了陕西秦腔、迷糊戏等地方戏曲音乐的素材。这种中西结合的创作手法，目前己成为中国原创歌剧的一种主要创作趋势。在专家座谈会上，有人对剧中的宣叙调写作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采用宣叙调不如采用道白的形式更好。也有人认为剧中咏叹调写得还不够优美，民族性的体现也还不够清晰。 　　对于以上两点，我的看法是不以为然，我认为，中国歌剧中的宣叙调之所以效果不好，并不是宣叙调这一表现手法本身不好，而是我们的作曲家还未找到中国式宣叙调的写作规律与特点，一些歌剧中洋不洋、土不土的“四不像”宣叙调，的确令人感到滑稽可笑。可如果怕难就干脆回避它，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人们看到，在现在的中国原创歌剧中，宣叙调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