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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非农化中决策主体博弈行为分析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急剧扩张导致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长，过分强调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的倾向导致农业用地快速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各地在获取巨额土地增值收益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的担忧。本文从非农化活动决策主体出发，运用博弈理论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大决策主体的心理倾向和博弈行为进行分析，以期缓解、均衡各方利益矛盾，实现非农化整体效益。结果表明：（1）现行的产权制度造成了农民在博弈活动中的弱势，在不完全的市场中，农民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土地非农化的收益。（2）中央政府在制度供给层面应加快创新，抑制地方政府过度非农化心理倾向并严格监督约束地方政府征地行为，落实耕地保护政策，确保粮食安全。（3）政府要加强自身治理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改进土地使用制度，注重土地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平衡好经济建设和耕地保护的矛盾。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关键词：农地非农化；利益主体；博弈论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的土地利用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的土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这一方面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却造成了耕地资源的大量损失，即所谓的农地非农化趋势[1]。土地是宝贵的自然资源和极具价值的资产。参考一些教科书可以把土地的主要功能归纳为负载、养育、仓储、景观、储蓄和增值等几个方面[2]。土地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基础，是人类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生产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生产活动的扩展或者说是对于物质文化需求的多样化，是农地非农化的根本原因。土地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经济建设，产生经济效益，与之而来就会引发利益如何分配以及相关决策主体围绕利益分配作出的行为选择等问题。在农地非农化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既是决策主体又是利益主体，由于各自扮演的角色、价值取向的差异，很难采取统一的策略，于是围绕三方利益分配的博弈机制形成。在博弈中，各决策主体要最大限度实现自身的利益偏好，必然会采取既合作又冲突的方式，本文从合作博弈模型的角度来分析各主体博弈行为，通过研究参与者的策略空间，挖掘各主体间的制约因素及其相互影响，为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提供具有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2.非农化博弈中决策主体的利益目标 　　博弈是建立在相互猜测对方的决策过程基础上的决策，成立的前提在于假设，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是经典博弈论中的基本假定[3]。在非农化博弈中，我们假定决策主体都是理性的，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中央政府作为国家的代理人代表的是国家利益，地方政府代表的是局部利益或者说是地区利益，农民则代表的是个人利益。 　　2.1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及其困境 　　农业用地向经济价值高的行业转移时，依据现行的土地政策，中央政府可以占有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收益。中央政府是土地制度的供给者，既可以制定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又可以调整中央与地方收益分成比例以及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一方面，中央与地方在收益分配上此消彼长，虽然中央凭借其权威可以获得更高的土地增值收益，但却会打压地方政府非农化积极性，影响经济结构调整，拖累经济发展。反之，如果中央在收益分配比例上做出让步，让利于地方，巨额利益的驱动不利于地方保护耕地，引发粮食安全和生态坏境恶化等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可以提高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使农民获得更多土地补偿，约束地方政府，换取民众的拥护和政治信任。反之，如果施行较低的补偿标准，征地直接成本降低，地方政府收益提高，但是过低的补偿将会招致民众不满，引发信任危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在制度供给的过程中将会面临多重挑战，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在于确保国家整体效益的实现，这既包括直接的经济效益，又包括生态、社会综合效益。基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出于宏观环境下的人口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的考虑，中央政府具有较强的耕地保护意识，获得较高的非农化收益不是其主要目标[4]。 　　2.2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及困境 　　我国是个层级众多的国家，有多级地方政府，为便于分析，本文将地方政府定义为具有直接土地监管、调控职能的一级城市政府或县区级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利益上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地方政府既代理中央政府，实施对区域内土地资源的宏观管理与调控，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又代理区域非政府主体，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本地区利益最大化[4]。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在财力划分上，中央政府集中了60%的财政资源，地方政府仅占40%，在事权划分上，中央承担约20%，地方承担近80%。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造成地方政府财力严重不足[5]。农业用地的经济产出远远低于非农业产出，农地非农化所带来的巨额的土地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