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港烟识真儒.docVIP

南港烟春识真儒 　　2009年2月6日，我乘赴台湾大学访学之便，到台北南港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拜访了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刘述先先生。初春时节，烟雨迷漾，南港一带的建筑和山树都沉浸在若隐若现之中。随着我与刘先生谈话的深入，一位自幼涵濡于儒家传统、身体力行儒家价值、精思高扬儒学意蕴、汲汲致思于儒学发展、并且因应时势而对儒学作了相应开拓的真儒形象，愈益清晰地呈现于我的脑际。刘先生以乱世异数总括自己的生平行履，这对我们这些躬逢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伟大时代的后学来说，真是莫大的鞭策!在此将我对刘先生的访谈记录整理发表，以飨同道。这项成果的完成，端赖刘先生大力支持，谨向刘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一、家世 　　 　　胡(笔者胡治洪，以下简称胡)：首先感谢刘先生拨冗接受我的访问!我从郭齐勇老师那里获悉，您从2008年9月开始，用私人积蓄在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设立了两个奖项，一个是“王蕴聪纪念奖学金”，一个是“刘静窗青年教师奖”，请您将这两个奖项名称的含义解释一下。 　　刘先生(刘述先先生，以下简称刘先生)：我觉得武汉大学儒学研究做得很好，所以就同郭齐勇老师谈，希望能够帮助这方面的发展，设立两个奖学金，一个对于博士生，一个对于青年教师，这也是按照郭老师的提议。奖学金名称的含义，是纪念我的父母，王蕴聪是我母亲的名字，刘静窗是我父亲的名字，所以这两个奖项是作为纪念我父母的奖项。 　　胡：据说您曾表示，在两岸三地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中，您比较看重的是台湾中研院、香港中文大学和武汉大学。 　　刘先生：这与我的个人生涯有关。我从美国回到远东时，首先就是到香港中文大学，所以我第一项捐款就捐给香港中文大学，设立“刘静窗纪念奖学金”。1999年我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到台湾中研院做了五年特聘研究员，到70岁时又退休，后来就只做兼任研究员，直到现在。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我没有在台湾设立奖学金。而我捐助大陆是基于长远发展的考虑。在大陆选中武汉大学，是由于武大做儒学研究的人比较多，其他学校人都很少。另外我对郭齐勇的学问人格都很佩服，所以就选中了武大。所谓长远发展的考虑，如我曾经对你说过的，牟宗三先生和钱穆先生虽然在学术上很不一样，但他们生前都讲过一样的话，即儒家如果有前途的话，一定是在大陆。这在两岸三地看得很清楚。香港是最差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城市，大学与当地的社会是有距离的，所以唐君毅先生曾经说他做的事情根本与香港背道而驰，这当然也说得有点过。台湾就比香港好很多，因为它有腹地，可以培养本地人才。大陆更是完全不同，那么多的人口，尽管一般人对儒学没有关切，但还是会有比例上虽只占少数、而数量上却并不少的人愿意将发展儒学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特别是武大现在大力吸引年轻人，做得很好，所以我在自己处有能力的时候，愿意帮助武大。 　　胡：为了能够深入了解两个奖项名称的含义，能不能请您再多介绍一下您父母亲的情况? 　　刘先生：我父亲的情况很特别，他是北大经济系学生，身体很不好。我祖父做南货生意，从学徒开始，后来创办自己的事业，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继承父业，小儿子也就是我父亲喜欢念书。父亲虽然学经济，但自幼就对生命问题很关注，特别喜欢宋明理学。抗战初期，他随北大一道撤退到昆明，是在西南联大毕业的。我们一家人连同祖母也跟父亲一道到昆明，只有祖父不肯走，就留在上海。后来看到上海没有很大的战乱，于是父亲毕业后，就带领我们全家绕道越南回到上海。回上海后，父亲不愿在敌伪统治下做事，反正祖父有生意，生活不成问题，于是就随自己的兴趣发展。他的兴趣在于宋明理学，但宋明理学对他来说并不够，所以他又结识了一些人，如跟蒋维乔(别号因是子)学打坐，跟太极名家陈微明学太极，却仍然感到不满足。后来他从蒋维乔那里得知上海南市一座寺庙里有一位高僧，是华严座主，法名应慈，就自行到那座庙里去见应慈法师，诉说心中的困惑。应慈于是向我父亲开示权实、真俗之间的差异，我父亲当下若有所悟，后来就时常去应慈法师那里。应慈法师这时向我父亲传授了一部篇幅很小但很重要的经书，就是华严初祖杜顺的《法界观门》，其中讲述了真空观、理事无碍法界观、事事无碍法界观等等。我父亲读后认为这是千古绝唱，由此皈依华严，成为居士，法名大照。他参与考证华严宗重要著作的源流，如贤首的《华严经探玄记》，十多卷；清凉澄观的《华严经疏钞》，四十卷。他们找来最好的版本进行校勘，又出资出力将这些经书刻印出来，所以我父亲为华严宗做过许多事情。我至今还藏有这些经书，是我来台湾后父亲寄给我的一套。华严因此也就成为我父亲的终极关怀。我父亲虽然不管生计，但他实际上是我们家庭的精神领袖，对我伯父的十个子女和我们五兄弟姊妹都有很大影响。父亲的思想包融了儒家和佛家，他认为儒释之道如日月经天。他虽然在北大读书，但并没有受到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