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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抄袭问题 　　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版。以下简称“卜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的一种，书前附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岳庆平、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荣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孙家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辛德勇研究员的鉴定意见。岳庆平称：本书“对推动秦汉史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张荣芳说：“本稿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研究的问题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孙家洲则认为，本书对三公九卿制的产生、文吏与儒生的融合等问题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创新”。辛德勇也认定本书“在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但是，仔细阅读之后，发现与诸位教授所说的相反，本书不仅贡献不多，而且存在十分明显而严重的抄袭问题。有些部分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直接抄袭，更多的是袭取他人的观点而对原作者只字不提，从而将他人的研究成果窃为己有。以下将笔者在第四章、第六章第二节、第八章第三节中发现的抄袭问题依次胪列，公诸世人。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一 　　 　　卜书第四章“秦汉三公九卿制度探微”的许多观点实际上是抄袭香港学者徐复观的研究成果。关于三公九卿的来源与变化，徐复观在几十年前就有充分的研究，《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中专设有“三公九卿在历史官制中的澄清”一节（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此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简称“徐著A”），另外在《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版，此据《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徐著B”）“二、以官制表达政治理想的思想线索”中也有讨论。此外，卜书还抄袭了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以下简称“彭著”）。 　　关于《周礼》三公的考证，彭著第198页第2行： 　　“《周礼》中自有司徒、司马、司空，则三公绝非‘三司’。”第１９７页第１～２行：“如按今文说，以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则??卿中地位最尊的冢宰反不为公，这是悖于情理的。” 　　卜书第１０７页第５～７行亦“解释《周礼》中的三公问题”称： 　　“《周礼》中有司徒、司马、司空（冬官），可见《周礼》中所云三公非指这三职，即使指这三者，那么六卿中最尊的冢宰何以不为三公？于情理不通。” 　　关于《周礼》中三公的地位，彭著第１９５页第２～４行： 　　“在《周礼》的政权构架中，爵秩最高的是三公以及六卿，《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可见，他们的地位尊于百官。” 　　卜书第１０７页第１４～１５行： 　　“但是由于西周无三公制，故作者只能按当时的通行说法，给予三公很高的地位，如《周礼?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可见地位尊于百官。” 　　按：上引卜书与周著不仅观点相同，甚至有些措词也一仍其旧，如“悖于情理”做“于情理不通”，而“地位尊于百官”竟然完全一致。尤为拙劣的是，卜书抄袭彭著观点时，对彭著只字不提，但在下文中（第１０７页第２４～２５行）说到三公与三老关系时，却又称“有些学者将三公视为以秦汉三老为模式而设计的制度，恐与史实不符”，并以彭著入注。手法拙劣，迹近下流。 　　卜书本章中抄袭最多的是徐著。关于“三公”一说出现的时间，徐著Ｂ第２１５页第８行：“三公一辞的出现，不能早于战国中期。”徐著Ａ第１２３页第１１～２５行：“三公这一名词的出现，应在春秋之末……这可证明此一观念（指三公――引者）在战国中期已经传播开了。” 　　卜书第１０８页第１７行则在“三公学说的产生及其发展”目下开头就理直气壮地称“关于三公的学说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全然当作自己的发现。 　　关于“公”的含义，徐著Ａ第１２２页第１０～２０行： 　　“卜辞中有‘三公’一辞，指的是先王先公而非爵位名称……周初有公爵，但并无以三为限定而称为‘三公’的官制。” 　　卜书第１０５页第１１行： 　　“甲骨文中已出现‘公’字，但系亲属称谓，与官制无涉。” 　　关于“三”的意义，徐著Ｂ第２１４页第２４行～２１５页第２行： 　　“到了《易?系辞》上‘六爻之动，三极（三才）之道也’，《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材之道也’及《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则三字很明显的概括有天道、地道、人道的三才的特殊意义。” 　　卜书第１０９页第２２行～１１０页第１行： 　　“因此‘三’不仅是一个抽象的虚数，也有其特定的概念。如古老的《易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