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何打造诚信.docVIP

唐朝初年如何打造诚信 　　诚信，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唐?吴兢《贞观政要?诚信》）。国家如果没有建立诚信体系，那么，社会必将多变，古人说，诚信乃国家之“宝”。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是封建鼎盛时期，尤其是其初年，对于诚信极为推崇。那么，当时是如何倡导诚信的呢？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一、国家层面，倡导诚信执政 　　隋朝末季，李渊起事之时，着意收拢人心，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至西河，慰劳吏民，赈赡穷乏”，受到了百姓的拥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了政治、军事形势需要，李渊委任了很多文武官员，“手注官秩，一日除千余人”。当时官场惯例是“补官者皆给以符，谓之告身”（《唐志》），但是，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之际，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可做“告身”的材料，于是，李渊大笔一挥，在纸上直接就写某某人担任什么官，而后，“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李）渊所书官名而去”（《资治通鉴》卷一八四）。可见，唐朝的开创者在当时的诚信度之高，大家信赖李渊不会食言，所以，即便是不符合正常“手续”的任命，也照样为之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李渊打江山。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从唐高祖手上接过大唐江山，为了一洗前朝积弊，打击官员腐败，整顿吏治，太宗皇帝动了一番脑筋。 　　为了摸底官员群体中到底哪些人是贪官，唐太宗用了个“小方法”――秘密派遣亲信故意去行贿要害部门的官员，“上（唐太宗）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说是“试赂”，实际上是“钓鱼”。有鱼饵，果然就有“鱼”上钩，“有司门令史（掌管天下城门关口之籍赋的官员）受绢一匹。”唐太宗立即派人把这个司门令史抓了起来，并且要杀他以警诫其他官员。这时，民部尚书裴矩就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意思是说：作为官员贪污受贿，有罪当死，但是，皇上您故意派人去“行贿”勾引官员，并且还使他受贿了，实际上是不顾诚信，有意挖了个“陷阱”让他掉进去的，这恐怕与“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百姓”的古训相违背吧！――唐太宗毕竟是气量宽宏的一代明君，顿时明了其话外之音，知错即改，并且很高兴地把这件事通报给在朝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并表示即便严于执法，也不能不顾诚信，还把敢于进谏的裴尚书大大地表扬了一番。 　　公元627年，有官员向唐太宗上书献计献策“请去佞臣”。唐太宗就追问：“佞臣脸上也没有标志，如何辨别佞臣呢？”那个上书人就给皇帝支了一招，说：“陛下召见群臣谈话的时候，不管对错，您故意当廷发怒来试验大臣们，那些执理不屈、依然坚持原则的人就是直臣；那些畏惧您的权威而屈服顺从您的人，就是佞臣了。”尽管唐太宗善于纳谏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但他不是个脑筋不转弯的君主。唐太宗想，这不同去年的“试赂”类似么？哪能再玩这类不讲诚信的小伎俩？！于是，他对大臣们说：“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诈，即为不诚信，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君”如果不讲诚信，将何以率先垂范，驾驭众臣，治理国家？唐太宗严正声明不用小权术治理国家。照现在的话来说，治理国家是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用些小权术玩些小聪明虽然在某些方面能达到一时的目的、一定的效果，但是，长远而言，从大局来看，绝对是得不偿失。 　　李世民是个十分善于借鉴历史的皇帝。他曾经多次对近臣和宰相们说：“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周与秦得到天下后，两个不同朝代最高统治者的施政方针有着巨大反差，李世民指出包括国家诚信在内的“仁义”建设使得周朝坐江山接近800年，而秦政府一意“诈力”，不修仁政，不讲诚信，总共才统治15年，二世而亡，也就不足为怪，“此修短之所以殊也”。 　　《贞观政要》卷五中的记载则更能体现出唐朝初年统治者对于诚信建设的重视。 　　贞观十年（636年），大臣魏征向唐太宗上奏说：“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贞观政要》）意思是，为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基础，必定依靠德行礼义；国君的保障，只在于诚实信用。既而，他又阐述：“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意思是，诚实信用建立了，那么臣下就没有异心；德行礼义形成了，那么远方的人就会来归正。被唐太宗视为“镜子”而极其借重的名臣魏征，此一番话与唐朝初年政府积极打造诚信有着渊源。 　　唐朝初年统治者的治国共识是：“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德行礼义、诚实信用乃是国家执政的大纲。如此，则肇始了盛唐欣欣向荣、繁盛富强的政治经济局面。 　　二、初唐社会，讲诚信蔚然成风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春，万泉县丞唐临负责该县的狱政，当时万泉县大牢里关押着十多个囚犯。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又下了场及时春雨，正适合春耕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