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取得更大突破.docVIP

农村基层治理要取得更大突破 　　农村基层治理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到体制创新、组织创新、文化创新、社会公平和人的进步，是当前推进破解“三农”问题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表现为乡镇政府能力现代化及其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合作治理能力的同步现代化。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全国基层民主的“试验田” 　　从我省农村基层治理的实践来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我省，农村基层治理最早可追溯到在农村广泛推行的基层民主实践，这一系列改革动作肇始于20世纪末的村民自治深入推进。2003年后，我省大力推进基层民主选举，其中开创的村支部和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创新，使我省成为全国基层民主的“试验田”。 　　2007年以后，随着国家城乡统筹的试验发展和灾后重建的需要，我省广泛开展围绕以村民议事会建设为重点的基层治理机制创新，旨在推进党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制度。2012年以来，随着新型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入，四川开展了以加强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积极扩大基层民主、以“村规民约”为抓手深化基层法治创建等综合实践，探索和创新了我省农村基层治理的有益经验。 　　相比全国其他地方的基层治理试验，我省重城乡同步治理，重多元主体探索，重制度激活创新，重群众参与机制探索。例如，村民议事会制度是对村民自治机制的完善和激活。通过赋权村民议事会，理顺党支部、村民会议与村委会三者的领导、决策和执行关系，使村民参与到各项公共事物与公益事业之中，不仅创新了党组织在基层治理的功能，而且有效激活群众参与。可以说，村民议事会制度是增量性技术创新。 　　“三大体系”构建良性互动机制 　　近年来，省委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全省农村基层治理取得重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农村治理体系不能适应农村改革发展、扶贫攻坚的新形势。一些乡村治理主体权责落实不到位。部分地方推进“三分离”不彻底且缺乏具体的职责“清单”；部分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发挥不到位，一些基层党组织习惯于行政命令式的领导方式，缺乏治理意识和治理能力；自治组织运行不良，一些地方落实村民议事会制度不到位，村民议事会流于形式，自治组织的泛行政化还未得到根本解决；社会组织和企业等社会力量协同不到位，社会组织发育不均衡，公益慈善类和社区服务类组织相对偏少，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相对较少，基层政府、自治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协同机制尚未完全形成。这些问题不解决，将影响党的基层组织作用的发挥，影响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为此，省委提出构建“三大体系”，即以乡镇党委为龙头的乡村管理体系、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村级治理体系、直接面向基层群众的村级公共服务体系。这是对农村治理体系的系统阐释，是四川对基层治理的探索创新。 　　新型农村基层治理发展既涉及政府职能从原来的经济建设转向面向群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的质量提高，又涉及到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的有机结合，还涉及到以基层和群众为重点的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基层治理必须大力推进乡镇政府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在农村治理中的协同作用，在乡镇政府与农村社区构建制度性的良性互动机制。 　　三个方面着力实现更大突破 　　省委书记王东明强调，“要在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上取得更大突破”，要实现更大突破，必须从三个方面去着力： 　　第一，深化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核多元，合作共治”是基层治理发展的根本方向，处理好一核与多元关系，是基层治理的首要问题，关键是要解决好领导与共治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推动农村治理法治化，是农村治理方式的重大变革，直接关系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头等大事、放在重要位置。党的基层组织不是一般的社会组织，政治属性是其基本属性，政治功能是其基本功能。在推进农村治理法治化过程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就是牢牢把握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方向，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在农村落地生根。 　　第二，农村治理要注重文化维度。 　　文化旨在解决治理的方式，不仅要重基础设施建设，更要重法治和民主的方式，营造社区发展的文化环境。农村治理重点在基层，核心是人。 　　从人类生活角度看，社会问题的产生往往是由于文化失调。近代中国，一批仁人志士如晏阳初、梁漱溟大力倡导乡村运动，便是围绕乡村文化来推进乡建运动。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中国基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培养了大批乡村治理人才，而且也将传统治理经验和方法推广。与之相比，现代文化建设虽然稳步推进，但在基层尤其是广大农村远未引起足够重视，许多地方对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