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长大桥建设亲历记.docVIP

南京长江大桥建设亲历记 　　周恩来总理曾经这样向国际友人介绍：“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其中指的奇迹之一建造南京长江大桥，我是原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第四桥梁工程处的工程师，是亲历建桥人之一。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一、勒紧裤腰带也要建成建好这座“争气桥” 　　 　　1960年初我们来到浦口，建造南京长江大桥。 　　初来时条件差、困难多，眼前除刚收完的包谷（玉米）、高粱旱地，绝大多数是一片片的芦苇荡。没有宿舍，工地打试桩的工人白天一身水、一身泥，晚上就钻进又矮又湿的帐篷里。我们机关科室人员住在离工地两三里外的轮渡桥仓库里。地上摆几根枕木，铺上木板，就像当年当兵的一样，一个挨一个地打开行李卷安营扎寨。轮渡桥一带火车的煤烟很重，早上晒的白衬衣，晚上下班回来全变成灰黑色的了。工地上还未建浴室，也没有食堂。开饭了，大家就蹲在临时伙房外的荒野地上，小塘沟边，好在每餐也只供应一两个素菜，每人一个碗，饭菜二合一。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像我这样的技术员每月定量26斤，还要节约一笔（粮票）。三两油、二两肉，几乎是餐餐吃瘦得只有两片干叶子的“飞机包菜”。真是吃完了饭也不用洗碗，水冲就干干净净。无论是早、中、晚餐大家都争着排队买稀饭。二两稀饭，用扣得下脑袋的大搪瓷碗装，肚子吃胀了，但总感觉还没有吃饱。八角钱一斤的胡萝卜（那时我工资59.50元），故有“五级工、六级工，赶不上农民一担葱”的民谣。天不亮就得半路上迎着去买，也等不及洗净煮熟，连往回走就啃吃起来。“浮肿”几乎是人人都有的小“毛病”。我当然也不例外。1956年大学本科毕业的桥处中心试验室主任罗刘汉，家就住在离工地不到一里地的女墩桥附近。妻子是小学教师，还带着最大才十一二岁的四个孩子。他为了确保水上桥墩施工封底，水下混凝土灌注的质量，三天三夜吃住在工地试验室。他利用炒砂、石炉子的余火把三两饭加水煮稀饭，好吃得饱些，不幸煤气中毒去世，年仅三十多岁。 　　到了1961年、1962年，农民工精简了，正式工也精简上千，听说还是周总理发现后表示“我们是有这么多江河的大国，好容易建立起来的建桥专业化队伍，再困难也不能再精简了”。桥墩浇灌人员不够，机关人员包括党、政干部齐上阵，“承包”起一座混凝土搅拌机。 　　1960年，中苏关系已经恶化。6月，苏联桥梁界的权威，曾在武汉长江大桥修建中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的西林，以“个人”名义来南京长江大桥工地考察。当时江中1、2号桥墩均已开工。在听取我们介绍“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情况后，他竟危言耸听地说：“1号墩这样深的沉井，井壁不设置钢筋是会断裂的！2号墩这样深的沉井基础型式，我们在多瑙河也做过，就曾发生沉井倾覆事故。假若我是施工技术领导，就不会接受这样的设计。”企图以此来否定我们的设计，干扰大桥建设。结果反而更加激发我们全体技术人员、工人“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精神，并提出口号“勒紧裤腰带也要建成建好这座争气桥”。 　　 　　二、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一丝不苟， 　　走“三结合”的路 　　 　　整座大桥的31.7米大型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的试制任务，由北岸四桥处基地工程队承担。原分段制造的设计图是苏联的，没有附设计标书。为了准确了解应力的分布，更好地掌握制造中的主动，工程队主管工程师杨家辉，在1960年的夏天，冒着酷暑，几乎是每夜在那矮小的临时技术室里干到半夜十一二点。他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根据结构图返标出整整一大本“计标书”。这种从我做起的严谨科学作风，直接带动着他领导的以车家明负责的“制孔”和以李安亭为主的“锚具”两个攻“关”小组。 　　开始，我分在制孔小组。车家明与我为找制作“竹丝管”的竹器店、合作社，签合同订要求，我俩几乎跑遍了南京的大街小巷。早上吃二两稀饭出工地，到十来点钟，两腿发软、两眼冒金星，我好像又重尝了1951年“秋季攻势”的朝鲜战场炒面接济不上的滋味。 　　“竹丝管”失败了，改用胶管。胶管刚度不够又失败了。工人们提出在其内加穿钢筋，既要保证制孔器在梁体混凝土浇筑中的曲线位置，又要便于在混凝土适当的凝结时间拔除不断，拔后形成的孔道、曲线、直径都不变。那时也不兴记什么加班、加点、计奖金。工人到点交班不肯离去，我们搞技术的就那么两三人，有时在节骨眼的关键时刻该下班了也只得接着干，终于赶在正式制梁前攻下了“制孔器”――钢丝胶管的难关。 　　李安亭当时是刚从苏联学成回来的技术员，同桥梁学院毕业不久的几个工程技术人员，加上邵柏太装吊工班的工人组成的锚具小组，与我们“制孔器”攻关小组一样，一无成功的技术资料可借鉴，二无良好的试验设备，走领导、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路”。从国产钢材的选用，锚圈、锚塞内外直径、坡度，一直到粹火硬度的要求，同样经历过上百次的失败、改进，以圆满达到极限强度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