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隐痛、现实感伤和诗意建构浑融.docVIP

历史隐痛、现实感伤和诗意建构浑融 　　王跃文自《国画》出版以来，在当代文坛，一直以写作所谓官场小说驰名。但事实上，在表现官场人生的同时，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去的作家，王跃文还不时回眸故乡，写了一些富有乡土气息的作品，如《雾失故园》（载于《理论与创作》1996年第5期）、《冬日美丽》（载于《青年文学》1997年第6期）、《也算爱情》（载于《新创作》1999年第4期）、《乡村典故》（载于《当代杂志》2003年第2期）、《我的堂哥》（载于《小说月报》（原创版）2006年第3期）、《桂爷》（载于《芙蓉》2006年第2期）、《漫水》（载于《湖南文学》2012年第1期）等。这些乡土题材的作品，或表现极端政治时代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或揭示经济大潮中人性的堕落，或对诗意乡土人性美好的坚守和凝望，无不显示出这位小说家对人性挖掘的多重向度。可惜的是，当代评论界对之还没有相应的注意与评论。在我???来，如果把王跃文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写的这些乡土题材小说，放在一个非常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去打量，我们可以寻绎出一些耐人寻味的作家创作审美嬗变的痕迹。 　　一 　　一般而言，作家对于乡土的表现尤其是对故园的回忆，总是充满一些诗情画意，但是王跃文最初对乡土的凝望和表现，却显示出一种历史的隐痛。“只要想到写故乡一样的乡村，我就窒息”。《雾失故园》就是这样一篇隐含儿童记忆创伤的小说。作品以一个孩童的视角，写出了发生在故土上的种种人性扭曲和异化。故事的背景是一个极端政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上，政治凌驾一切，成为社会存在合理与否、价值高下判断的标准，政治可以支配和影响人的基本生理和精神需要。“我”作为恶霸地主的后代，看见妈妈，一个漂亮的农村女人，是如何被队长同族的张老三在寒冷的冬天强奸之后瘫痪在床，即使这样，后来还不时在家里来纠缠和泄欲。在作品中，由于政治对性获得了绝对支配的权力，掌握或代表政治权力的人就可以随时攫夺或支配被专政对象的身体，而那些政治上处于被支配的对象在反抗专制时，也只能以一种反人性反伦理的方式进行。“我”的父亲驼子面对妻子被凌辱的现实，一方面为了苟活，在各级干部面前卑躬屈膝；一方面为了缓解自己的精神紧张却一次又一次地对妻子施虐。由于内心对张老三的日积月累的仇恨，“我”对其女儿桃花的身体只是充满占有的快感而始终说不出那个爱字；而“我”的哥哥更是把睡了张老三的女人“上海佬”作为一种报复。可以说，在极端的政治年代里，乡村的秩序和伦理充满一种乖戾之气。严酷的政治氛围，可以使“我”祖父收养的船哥恩将仇报，既在学校忆苦思甜会上义愤填膺地揭露我祖父对他父母的残酷剥削，又对“我”姐姐心存非分之想。群众已完全失去了是非判断的能力，整人斗人成为了乡间的一种娱乐，当张老三要斗争地主驼子和地主婆时，“社员们立即活泼得像一群猴子”。小说故事的结尾让人体味到了历史的诡谲之处：从礼叔口中，“我”得知祖上的一些情况，祖父在村上原来是一个知书达理、乐善好施、慷慨助学的绅士，只因为心爱的儿子被其结义兄弟杀害，于是千方百计抓到了凶手，然后生吞了他的心。可以看出，《雾失故园》的叙事者对故园历史充满了怨怼和隐痛。“我写完这个东西之后，头脑不是很清楚。户外月亮朗照，地上像生了厚厚的白霉，令我呼吸困难。我紧闭双眼，屏息静气，着力去想一想故乡的一草一木。可向我汹涌而来的是严严实实的雾。”叙述者对于故园的回忆心态是复杂的，“当然在今天这样的夜，我拥着妻凭窗凌虚，或许又会一反常态，说到故乡。这种时候，我浅吟低唱般描述故乡，一月如钩，天青山黛，宛如一幅美丽的木刻。” 　　同《雾失故园》一样，《我的堂兄》也是从一个孩童的视角，来看待故乡人事的沧桑变化的。不过，相对于前者叙事的散漫，后者表现的对象较为集中，它就通过一个农村知识青年堪可玩味的人生遭遇，传达出一些乡土文化变迁中值得回味的东西。作为一个民办教师，“我”的堂兄通哥的知识和智慧让他在极端政治年代一次次化险为夷，也赢得了下乡女知青阳秋萍的爱情。他是民间的智者，在政治极端年代，他就对“批林批孔”运动有着自己的判断和认识。他私下里对“我”说，林彪反对毛主席，批他是可以的，但孔子是二千多年前的人，是教师的祖师爷，批他没有道理。面对农村赛诗会的狂热，通哥虽然置身其中，甚至是乡间赛诗会的组织者和促进者，但他却冷静地劝告“我”要好生读书，不要陷进去。但也就是这个通哥，在推荐上大学时却输给了连“儒法斗争”不知为何物的支书的儿子福哥。这篇小说结尾也颇令人拍案惊奇，辞去民办教师的通哥，后来在新时期的日子里生活每况愈下，老婆跟他离了婚，改嫁给了他一向所不齿的福哥，只因为福哥在氮肥厂工作；福哥跟村里同族的腊梅未婚同居，一口气生了三个小孩，为了生计，干些偷扒的事情，最后是偷到公安局长家里，被抓坐牢，正好碰到服刑的学生喜坨，很受照顾；而公安局长也碍于我的同学之情，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