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门前镜湖,春风不改旧时波.docVIP

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我是汉斯一彼得?科顿(Hans-PeterCortum)，1928年6月30日出生在上海虹口区的维多利亚疗养院。1912年，年轻的父亲到中国汉口经商，1914年他在青岛被日本人抓去做了五年的战俘，1920年回中国后，他又以德国咪也洋行股东的身份在上海生活了26年。我母亲是1924年到上海的，她先在德商天利洋行做事。1927年她和父亲结婚，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故事。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我们德国人居住在上海的各个地区，主要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这两块地区有两套不同的管理机构，连电压也不相同：公共租界用220伏，法租界则是110伏。这就意味着每次搬家都要小心谨慎，否则就会引起麻烦，比如我们的收音机就在一次搬家后烧坏了；每个城区都有各自的警察局、消防队和处理垃圾的清洁站，用以维持市政秩序。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1932年上海陷入战争后租界之间拉起的铁丝网，1937年租界之外的区域被日军占领，穿越边界的人都必须从汽车或马背上下来，脱帽走过日本人的岗哨和他们悬挂的旗帜。1943年汪精卫政权占据了整个上海，城市的管理就此统一了起来。 　　我已经不记得出生后的第一处寓所，因为我3岁零9个月时母亲就带我回了趟德国，在汉堡我祖父家住了一年半；当时上海的德侨妇女都习惯归国度假。我们回国期间父亲也曾回德国看望。那段时间里他还更换了我们在上海的住房，于是从1933年起，我们搬进了忆定盘路(今江苏路)86号的一座大花园洋房。当时的房子还没有中央供暖，只在楼梯间安了一只]unkers＆Ruh牌大火炉，每个房间还装有壁炉，需要时可以用来生火。厨房里有一个烧煤的大灶，跛腿的中国厨子在灶前忙忙碌碌――据他说他的腿是被土匪打伤的。我家的“冰箱”是个里面衬着铁皮的木箱，每隔几天有专人用车运来硕大的冰块塞进箱子里。我最近一次来上海是2006年10月，那次我又寻找到巳被林立高楼包围其中的那幢建筑，我悄悄地穿过一扇扇打开的房门来到走廊上，环顾四周，内心一阵颤动，庆幸的是我现在在德国莫尔恩(Mblln)已拥有一处漂亮的公寓。 　　1938年起我们搬到武夷路一幢现代化的独立住宅，同一弄堂里还有其他三幢房子。在这里我们才开始享用中央供暖、电炉和一台“挪威”(Norge)牌电冰箱。1994年来上海时，这些房子还在，只是比原来又加高了一层，旁边还添造了侧屋，里面住了九户人家。有一棵我们从忆定盘路(今江苏路)带过来的棕榈树竟仍有一息尚存。时隔48年，我又一次站在儿时的房间，心里很是激动。 　　这幢楼房有七间正屋，以及帮厨、苦力和女佣住的地方。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底楼和二楼，顶楼有两个房间和一个浴室，供途经上海或因为其他原因逗留的客人起居。1942到1945年，寄养在我家的“弟弟”弗里德住在顶楼。弗里德一家原先住在印度尼西亚，1940年5月10日，印尼的德国人全部被荷兰(殖民)当局拘留。他们原打算用一艘日本轮船将德国的妇女儿童送往大连，再让他们从那里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回德国，但1941年6月爆发的苏德战争使这些德国人最终没能回国。于是这些妇女儿童就被安置到了日本或中国的德侨家中，他们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46年战争结束才被遣返。侨居印尼的德国男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荷兰人送往英属印度，一直被拘留到1946年年底。在前往印度途中发生了一起不幸的事件，他们坐的蒸汽船被日本飞机击沉，那些关押在底舱的战俘无法爬上甲板，结果导致411人丧生。现在德国汉堡的奥斯多夫公墓有块纪念碑就是为这场悲剧的死难者竖立的，碑在墓区的位置为AA19／128／131。 　　弗里德比我小6岁，他还有三个兄弟姐妹，因为母亲无力抚养所有孩子，于是他们被分养在不同的德国人家里。我们像兄弟般一起长大，直到他年龄大些更懂事时，才被送回到他母亲身边。1994年我在柏林的一次同学聚会上见到了他，他还愉快地回忆起那段童年时光。 　　除了客人，顶楼就是女佣李大嫂的“势力范围”，她是我家裹着小脚的“阿妈”，李大嫂总在顶楼不知疲倦地用烧木炭的熨斗熨衣服。脏衣服被收集在一只加盖的篮子里，过生日时我们玩躲猫猫游戏，小友阿道夫总喜欢躲在那里面。我们家的脏衣服每星期集中一次，次日由洗衣房派人来取。老家山东的李大嫂在佣人中很有威望，连我也对她唯命是从。是不是她1946年回家时拿走了父亲藏在衣橱里的20根大金条，我们不得而知，反正金条就这样不翼而飞了。还有个姓王的男仆是个厨师――战争时期厨子和伙计通常由一人来做，他和妈妈一起忙碌家务，负责我们的饮食，有时帮苦力纠正洋泾浜英语，他还要擦银器，并且把地毯的流苏理得整整齐齐。有段时间我们还雇了个“看门的”(Kaimendi)，任务是在汽车进出时负责开门关门。门如果不锁好，夜里就会被人卸走。某天清早我们发现，连三幢房子前的窨井盖也被偷走了。还要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