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叙事共溶小叙事.docVIP

与大叙事共溶小叙事 　　严歌苓说自己起码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对此还有一点自信。在我看来，这与其归功于严歌苓善于经营故事，不如归功于她的文学叙述。严歌苓有着精准而不拖沓又十分多变的文学叙述。在她的作品里，最经常性的叙事不是大叙事，也不是小叙事，而是大叙事与小叙事共溶的一种新的叙事，这是她作品的主体。无论是《少女小渔》里移民大格局与小渔个人日常遭际的相互融合，还是《天浴》里上山下乡运动大背景与文秀和老金感情和生活的碰撞之间的相互容纳，严歌苓首先让人记住的必然是巨大的历史语境，和在这语境之中发生的大叙事，所谓民族、国家、种族、性别、阶级等等，严歌苓的关注点每每显示出追求史诗的冲动。这在《一个女人的史诗》和《第九个寡妇》，尤其是在《陆犯焉识》等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严歌苓的大叙事从不僵硬呆板，人性、人情、人味、日常生活，简单到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等是她经营大叙事的手段，也是材料。更根本的是，严歌苓的小说往往更加关注人的情感流动和心理波动，倾向于从心理动因、个人经验出发结构每一段具体的叙事。换言之，大叙事的架构之中，遍布的则是小叙事的群体。正是这些小叙事的互相连缀或者铰合组构成严歌苓的大叙事。以致严歌苓的小说一般很难分清大叙事和小叙事的界限，它们共溶在一起，如同糖在水中的溶解，最终达到的是一种互渗的状态。应该说，这样的叙事共溶的样态是当代文学领域内的一大进步。 　　当代文学在“新写实小说”产生前后曾有关于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区别的觉醒。张爱玲、沈从文为代表的一批现当代作家乘此之风甚为流行。如果说“文革”后一长段历史时期的文学依然跟随在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后面，并未回到文学自身的话，那么经过先锋小说（先锋小说已可以视为小叙事的一种，它倾向于解构一个主导的意识形态框架，虽然它的存在也正是仰仗于这一框架的存在）的洗礼之后，当代文学虽然很快走出了“新写实小说”过于苛陋的生活呈现，但文学的小叙事却也可以说开始遍地生根了。严歌苓经历过中国政治的一部分进程，她的家族作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经历过更长时间的中国政治与历史的相关进程，这些遭遇大多是不愉快的。但严歌苓找到了更加宽宏的尺度，超越了一己的恩怨，继而超越了特定政治与历史的是非。正是因为更加宽容了，严歌苓可以更加犀利地重述，一再重述她感触最深的那段中国历史，也包括她感触很深的美国生活。在《谁家有女初长成》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当你大大放宽正常/非常的准则，悬起是/非，善/恶的仲裁，你就获得一种解放，或者说，一个新的观念自由度。”所谓正常与非常，是与非，善与恶的严格的分野，其实都是大叙事得以奠定的根本性要素。严歌苓能够有如此认识，她的关注点不能不转向小叙事。可以说，迄今为止，最让人难忘的严歌苓的文学印记，都是一种小叙事之美，而严歌苓也在她所有的作品中，日渐掌控了小叙事的魂灵，日渐地，她的文字可以一行一行地细读，而拥有无限意味。严歌苓的小说往往能够一下子让人抓住那些沉重而巨大的大叙事的肌理，然而透过这个肌理，继续向内探看，人们往往能够发现令人目不暇接的小叙事的聚合，每一个都细致精巧，每一个都直入人心。 　　《陆犯焉识》就在这一意义上成为我要论述的焦点。这个本来要重述作家自身家史的，也是作家第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可谓充满了大叙事的所有雄心壮志。陆焉识的一生串联起中国历史上的百年风云，而在历史风云之中，政治为主能指的国家叙事成为小说展现的重点。严歌苓虽然不明言批判已经发生的历史，以及历史之中荒谬的政治，但对政治所造成的惨烈后果的表达已然将人带向大叙事的怀抱之中，愤激与哀伤都殊非小事。一百年的历史变迁，一个世纪老人，从美国到中国，从风流倜傥到几乎丧失为人的尊严，从国共争斗到新中国的世事变幻，从城市的风声鹤唳到大荒草漠的生不如死……一切都指向大历史，指向书写这一大历史的大叙事。站在“后伤痕”的角度上看待《陆犯焉识》，这虽然是在新时代里身在异国的严歌苓的勉强书写，但它也的确在多个层面上超越了单一谴责、揭露或抚慰伤痛的伤痕文学的一般内涵。历史的复杂性，人性的纵深感，政治的容纳度等问题都一并呈现，严歌苓重写的这一段中国历史又一次让人重新认识历史，更主要的是认识其间的复杂和丰富。这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还原历史的本义。从“肃反”开始的主要叙事紧密跟踪了那一特定时期的时代氛围，严歌苓的用意当然在于批判，但这种批判不再是单一批判，而是融入了对特定时期国家机器及其作为的缜密思考，有了更多包容的品格。中国的现代性之路是一条不断激进化的道路，当时的中国在特定的时代语境和现实境况下的确没有能力找到一条更加妥当的现代性之路，因此，一切都是更大基底上的“理应如此”，历史的罪人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就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找到曾经迷失的原因，重要的还在于如何更加宽容对待历史所发生的一切。严歌苓的祖父深受政治所害，写作《陆犯焉识》时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