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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现代化,后继有人 　　王均，这是3我60年代就读东北师大中文系时就知道的语言学家的名字。王先生曾作过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和王力的助手，得过真传，是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公认的学术带头人。20世纪80年代奉调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任副主任，主管科研和刊物，从此，先生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语文现代化方面。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先生对于攻击集一百年来语文改革之大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诞生的《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简化方案》的胡言乱语义愤填膺，在以吕叔湘先生为代表的148位语文工作者签名的“语文工作者有责任对伪科学进行揭露和批评”中，义正词严：“我们认为，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是语言学界的责任，履行这种责任，是金钱无法干预、权势不能压制、法律必须保护的。”在2003年11月28日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45周年座谈会”上，先生感慨：“拼音从80年代的分词连写，到90年代的一概分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倒退。真不知是怎么回事！”先生竟脱稿指出：“这是不可思议，不可容忍的倒退！不允许毫无道理的倒退！”我是亲眼见到，亲自听到的。 　　先生对于后学循循善诱，对于与自己不同的学术见解，虚怀若谷，平等协商。 　　1996年为参加“全国第二次语文现代化学术会议”，我和同事合写了《继续整理简化汉字的思考》。先生作为《语文现代化论丛》的主编，1997年3月2日和8日连写两封信与作者商量，大到文章观点脉络，小到为印刷方便个别字形的技术处理，老一代语言学者的严肃认真，跃然纸上。后来从旁得知，信是先生在女儿病逝自己又刚刚做完大手术之后，参加全国政协大会期间（只参加大会，不参加小组讨论的情况下）写的，足见先生对事业的执著。 　　2002年北华大学在全国率先招收“语言规划”研究生，去北京请先生帮助拟订“培养方案”。对于拼音和汉字的不同看法我没有把握。先生说不同看法对于学术是好事，都要介绍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判断，去增长才干。过去北大几个人同开一门课，学生可以任意选听，要相信学生。一言堂，满堂灌，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语言规划方向本来就有争论，不争论倒怪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即使是违背常识的错误观点也会促使我们更细致更周到地考虑问题，要善于从不同的学术观点中吸取营养。也不要怕在学生面前丢面子。先生不如学生的地方多了，要鼓励学生向自己发难，教学相长。后来我在和同学们的讨论和争论中经常暴露出自己的不足，激励我不断学习和“充电”。同学们经常不耻上问，我也不耻下问，师生关系相当融洽。现在已经毕业了的两批学生都从事着语言规划的教学和科研。 　　本人2002年承担了国家语言文字应用“十五”科研规划项目――《汉语拼音在信息处理中的应用问题研究》(YB 105-19）。课题的关键是解决究竟什么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需要的正词法中的“词”的问题。2003年11月带着课题中期成果《中文信息处理需要的正词法中的“词”》应邀参加了为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45周年举办的《信息网络时代的汉语拼音学术研讨会》。文章批评了现有的两套正词法国家标准：《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GB/T13715）和《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GB/T16159 ),主张连说就连写的“语音形式词”，认为这样拼写出来的词，要比汉字读起来方便，不但把语音形式化，也把内容形式化了，便于看又便于听。帮助人们理解和机器运算，应该是正词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会前去征求王先生对文章的意见，先生说，我们都是主张分词连写的，但什么是这个“词”，大家都在找（规律）。你的文章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别人驳不倒的。国家标准也不是不能改的，现在可能正在组织修改。我看你们的观点可以提供给国家有关部门作为修改国家标准的参考。先生的肯定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继续完成课题的信心。 　　就我看到的材料，在半个多世纪复杂多变的社会中，先生“不计自我地工作”和“不看气候说话”，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几十年如一日，是出了名的，堪称知识分子的楷模。 　　2002年，桃李们为庆贺先生八十诞辰举办了《王均学术思想座谈会》，先生在《答词》中说：“如果要说我的学术思想，我只敢说一句话，就是五四精神不能变。”“为了答谢各位的美意，我倒是想争取多活几年，再补课，再还债，在新时代的儿童语文素质教育方面做点实事，以报答领导和同志们的慰勉和鼓励。希望给我机会。”在2003年12月《信息网络时代的汉语拼音学术研讨会》期间，或是会议代表到王宅请教，或是先生在会议驻地召开座谈会，夜以继日，腿脚是那么麻利，头脑是那么清楚，精力是那么充沛，哪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不久就听说先生病了，拄个棍子仍然为事业操劳，错过了最佳就医时间。 　　2006年3月下旬进京参加纪念国务院《关于公布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