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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外新农村故事 　　随着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等新功能日益凸显，设施农业、籽种农业、循环农业、休闲农业、会展农业的蓬勃发展，北京农业正在逐步成为建设世界城市的特色产业、生态宜居的基础、满足高端需求和应急供应的基本保障。北京郊区的农民不仅成为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投资者、经营者和受益者，也成为了带着集体资产进城的“市民”。正是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赋予了农民这些新的角色和身份。 　　就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而言，北京无疑属于中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然而，经济相对发达的背后，北京市也面临着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多年来，面积10倍于中心城区的北京广大郊区经济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农民收入水平只有市民的40%左右，农业经济也远远落后于工业经济，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也明显滞后于城区，农业、农村、农民成了北京市最软的肋、最短的腿、最薄弱的环节。 　　然而，2006年至今的短短几年时间，北京郊区农村便发生了巨变。 　　“光棍村”变成“民俗旅游村” 　　农村发生了由表及里的变化 　　2004年以前，平谷区玻璃台村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元，农民特别穷，光棍特别多，百十口人有十来个光棍。1990年到2004年，村里竟然没有一个新生婴儿。尤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稍微有一点本事的都搬走了。村里人口从最高峰时的500余人减为不足200人。 　　“过去，村里的老百姓，收完秋以后都要到亲戚家串门，有的要住上十天、八天，甚至到过年才回来。因为亲戚家有好吃的，肯定比我们条件好点。”说起往事，村支书陶广银一脸无奈。 　　转机发生在2004年，当时平谷区决定由政府引导、农民自愿，选一批具备旅游开发潜力的村做民俗旅游试点。以贫穷出名的玻璃台村被列入试点，由政府担保贷款，大规模翻新农民住房就地搞民俗旅游接待。“我们新村地基刚打上，新媳妇就陆续来了。”陶广银说，2004年到现在，玻璃台村已有七八个小孩出生了，现在基本上没有光棍了，而且还有一部分以前迁走的农户千方百计想回迁。 　　今年32岁的王忠，曾是玻璃台村年纪较轻的光棍之一。他家的房子是2004年通过政府担保贷款盖的，2005年盖完新房就结婚了，第二年儿子王新村出生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有今天的好日子。以前一年收入只有几千块钱，全靠养点羊、弄点果树，赶上好年头能弄六七千块钱，年头不好时才两千多块钱。”去年他的民俗旅游加上打工赚了三四万元，再加上地里面几千块钱的收入，当护林员一年也有四五千块钱，年收入就有四五万元。 　　陶广银告诉记者：“2010年，玻璃台村的旅游接待、山上果品等方面的总收入有600万元，近年来每年几乎都以100万元的速度递增。” 　　据北京市农委介绍，北京边远山区除发展民俗旅游接待外，2004年北京市还率先建立了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市财政每年投入管护资金2.2亿元，为农民提供了46908个管护员就业岗位，山里人从过去的“靠山吃山”转变成如今的“养山就业”。 　　与此同时，为加快郊区发展，北京市已率先建成了“村村通”工程，目前已区区通高速，村村通油路、公交；而且，全国首个农业信息资源“村村通”工程于2006年在大兴建成，农业服务热线走进了千村万户。 　　而北京郊区农村“五+三”工程更使全市3955个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五”是指农村街坊路硬化绿化、供水管网改造、污水处理、垃圾消纳、厕所改造五项工程；“三”就是让“农村亮起来、农民暖起来、农业资源循环起来”的“三起来”工程。 　　该工程使城市功能加速向农村延伸，通讯、电力、供热等市政基础设施管网加快建设，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加快完善，农民越来越多地享受到了城乡均等化的社会服务，幸福指数显著提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过上了“走平坦路、喝洁净水、上卫生厕、睡节能炕、住保温房”的新生活。 　　“北郎中村”成“驰名商标” 　　农业发生了功能性变化 　　北郎中村是顺义区赵全营镇的一个中心村，全村1500口人，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6.5亿，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2万元，已经接近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 　　该村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前，村集体经济已是“一贫如洗”，村民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当时我们对村集体资产进行了清产核资，全村资产只有200多万，也就是有一点破旧的小摊子、小企业、农机。当时的负债是300多万，实际上是资不抵债。”村支书闻宝恒介绍说。 　　2001年前后，北郎中村按照北京市的要求，大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通过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造，使村集体企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特别是2006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村里的股份合作制更是持续健康发展，截止到2010年底资产近3亿，股本金已经发展到将近1亿。村民股份有4500多万，占股本结构的近一半，村集体股份有4000余万元，村民几乎人人都有股份。 　　目前，北郎中村已经形成了一产以种猪和花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