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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语文教学中思维拓展 　　拓展作为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老师的重视及实际应用。不过目前语文课堂上大部分的拓展，似乎仍停留在对时代背景的介绍（如巴金《小狗包弟》中“文革”背景的介绍），对概念知识的解释（如《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剩余价值”的解释），以及对节选文字的相关情节的补充（如《边城》中与节选文字有关故事情节的补充）上，虽也有当场进行仿写等，但却较少有对于思维的拓展。所谓思维拓展就是不囿于教材文本罗列的材料以及教参提供的定论，能够冲破已有的思维定式，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或多元理解，或逆向思维，或换位思考等等。事实证明，新鲜的见解和有价值的想法往往来自于思维的拓展。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写过《读孟尝君传》，他认为孟尝君只不过是一个“鸡鸣狗盗之雄”，其理由是“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反过来说，“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王安石打破了千年以来人们对于孟尝君的既定评价，拆除了束缚人们头脑的思维藩篱，不能不让人惊叹思维拓展的力量。或许我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思维拓展达不到很高的境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文本研讨中见仁见智，就像对于王安石的这一看法，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重要的不在于最后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结论的归属，而在于思维的拓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探究天地。 　　思维拓展的积极意义首先在于鼓励学生要有不迷信权威的勇气。课堂教学中的某些结论往往来自于教参的解释，或者是经过老师筛选后的结论。对于已定的解释或结论，在当前应试教育环境中，人们往往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便是经过形式上的讨论，最后也是为了如何进一步地参透这种解释或定论，以免考试时迷失或偏离了这些“正确”的答案。比如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一文，教参上的结论颇为一致，即作者通过谴责人们对梅花的摧残，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朝统治阶级束缚人民的思想，压制、摧残人才的罪行，表达了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或许这样的解释没错，但未必是唯一的结论。对这篇文章还可以作另外一个层面的解读。龚自珍所处的时代，文坛上正是“桐城派”大行其道的时候。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桐城派”在文学理论上竭力树立正统观念，维护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桐城派诸人则不仅仅是文人，而且也兼做了道学家。其义理、考据、辞章的文学主张后来造成的流弊，和科举应考中的八股文一样，形成了文学思想和诗文写作的公式化和模式化，特别表现在议论、说理方面的迂腐和苍白，这是龚自珍非常痛恨的。因此龚自珍的文学主张要求摆脱“桐城派”的束缚，充分表现作家的个性与独创性。即对于个人来说要求突破传统思想的藩篱，充分表现个性；对于诗文写作则要求摆脱公式化和模式化的束缚，这种个性解放在当时是一种叛逆，针对的不仅是“人”，也是“诗文”。“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就是对流行的审美趣味与束缚人们个性的写作模式进行强烈的声讨；“必复之全之”表明了要纠正这种文风，改变人们的审美思维与习惯的决心。树立“梅”（真实写作的文风），不屈从于世俗观念，在诗文中敢于大胆表达自己的思想；改变“病梅”（功利写作的恶习），把他们从受“桐城派”遗风的束缚及压迫中解放出来，与“文人画士”划清界限，不做御用人才，这样才能文风一新，利国利民。进行思维拓展就是让学生解放思想，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当一种看法或观点成为定论的时候，人们就会以为已经揭示了这篇文章的思想实质，从而排拒其他解释。而事实上，很多的看法或观点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出一篇文章的思想实质，有些潜伏在文章中的有价值的思想（也许连作者在写作时都没意识到的），需要通过新的思维来解读，才能显示出来。 　　思维拓展的积极意义，其次在于帮助学生树立寻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真理代表了事物的本质，然而它往往会被许多假象所掩盖，因此认识它就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对于石钟山得名的由来，从宋代知名作家苏轼的《石钟山记》中可以得知，北魏的郦道元认为是水石相击，声如洪钟；唐代的李渤则认为是由于石质而得名。然而苏轼并不因为《水经》和《水经注》的作者是名人就不敢“冒犯”他们，从而失去求得真理的机会，于是他驾小舟亲自实地考察，终于得出了当时人们认为是正确的结论：水浪冲击穴罅，声如洪钟。如果后人因为苏轼已经经过实地考察，找到了钟声的真正来历，又对此深信不疑的话，那么又会失去对真正原因追究的机会。对于真相的揭示有时需要一点一点拨开，不会一蹴而就。如此我们的思维就不能停滞在某一阶段而畏葸不前。于是就有了明代的罗洪光的继续探究：“是石钟者，中虚外?为之也。”清代俞樾的进一步论证：“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由于苏轼考察之时是六月，适逢水涨，未见全貌，如果在冬春江水下落时，踏山觅踪，那所见景象就不一样了。当然对于石钟得名的缘由还可以进一步考察了解，以求得更接近真相的结论。进行思维拓展就是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