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近代童子军教育中党在场.docVIP

试论中国近代童子军教育中“党”“在场” 　　青年儿童的基础性教育不仅关系到每一个个体的全面发展，更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因此，现代民族国家都将青年儿童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根本。而在儿童教育体系中，童子军教育以其独特的教育理念与方式在各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童子军（Boy Scout）教育模式由西方引进中国教育领域后，便以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充实的训练课程、完美的教育体系备受中国近代教育学家的青睐，进而在近代中国逐步成长壮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童子军教育被纳入国家教育范畴，由政府全面推广，童子军成为国民党推行党化意识形态与三民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童子军教育党化教育模式童子军教育中充满着浓厚的党的象征、党的历史与党化意识形态，显示出童子军是普遍的“党化”过程的一部分，“在党治下的童子军直接受党指挥，固然要党化，不直接受党指挥，也要党化。”国民党领导人在奠都南京后的十年间，始终致力于使党的观念与图像成为教育青年儿童活动中无所不在的东西。国民党的领导精英们认为，“在目前中国生死关头的国民革命进程中，正需要用决死的勇士，而那些富于情感、血气方刚的青年，误如歧途，任其过那堕落的生活，不能够成为党国的有用之人才，为致力国民革命的继承者……那么训练青年、救济青年是中国国民党万万不可忽略的一件事。”基于这种状况，国民党采用与推行童子军训练，实在是“救济青年、训练青年”的一个好方法。 　　童子军教义联结党与国家的明显作法，是为了把国家的好公民等同于为党服务与忠于党的意识形态。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把青年儿童一切浪漫、悲观、沉沦、浮躁颓废……行为与心理改掉，变成为革命化、纪律化、系统化、民众化、社会化的革命职业者”，使党的使命与行动在青年儿童中得到显现与强化。因为只有这样――把党义、党纲融化在童子军教育中――才能“打破那些误入歧途的青年的花月之迷梦、恋爱之痴心、自杀之绝望”，从而使他们能够“以党的行动为自己的行动，以党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以党的愿望为自己的愿望，变成国民革命队伍里生活集体化、行动纪律化、技能科学化的勇敢战士”。在这里，中国童子军首先要求绝对的服从以及思想、行动的划一，蒋介石针对中国童子军的使命论述道：“在革命过程中党童子军的使命，较之各国的童子军特别重大，他的性质可说是一种革命队伍的预备军，他的使命是在完成国民革命的大事业，每一个团员就是青年的革命战士。”因此，“只有团体的自由，没有个人的自由”，对童子军不断地灌输“绝对服从”“忠勇”“报效党国”等观念，充分体现了国民党训练童子军的指导思想。 　　国民党为了切实掌握童子军训练，不但对童子军本身的训练目标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对童子军教练员的政治要求也很高。1928年，南京开办童子军教练员训练学校，规定学员在毕业前必须全体入党。后来取消了党童子军名义，这个计划未付实施。此后，“复兴社”为操纵童子军，成立“中国童子军励进社”，作为它的外围组织。蒋介石亲任社长。励进总社设在南京，各省及特别市设有分社，成员是童子军教练员。除对教会童子军教练员中顽强分子及一般童子军教练员中站在教会派立场的人须慎重考虑外，其余所有的童子军教练员可以吸收为社员。“复兴社”操纵童子军是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即首先掌握童子军的领导机构，如党童子军司令部，中国童子军司令部，中国童子军总会的历任主任都是“复兴社”总社的领导层人员，而省、市童子军指导员有很多是“复兴社”社员。 　　体现党的“在场”最有效的办法是全体童子军都能直接接受党化教育，其途径就是通过童子军课程训练传输党化意识形态。童子军初级课程中包括介绍孙中山的意识形态、革命思想起源以及国民运动发展的内容；中级简要地介绍三民主义思想；高级课程则包括国民革命的说明，并讨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接触，成为“国耻小史”。这些讨论的主要旨趣是孙中山与国民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心角色，而党作为孙中山思想的执行者，对中国民族的延续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党利用在童子军教育中对孙中山一生、党的意识形态与革命史等的内容安排，巧妙地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其中。 　　除了以党为中心的历史教育外，在童子军的各种公共活动中也象征性地将党与国家联系在一起，主要是通过在其举行活动的公共场所悬挂国旗、党旗以及党国领导人的肖像等各种形式表达出来。1936年，全国童子军举行第二次大检阅期，各地童子军营地遍悬国旗、党旗，一方面烘托出此次活动的盛大场面，另一方面更为彰显党在童子军运动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同时，营地正门处高挂有“蒋委员长骑马式之肖像，神情英武，含意至深，使人见此劳苦功高之伟大领袖，领导群伦，增进民族复兴之观念不少”。作为全国童军总会的副会长，冯玉祥向大会赠送了石碑，上面镌刻着“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山河”的警语，并注明东北失地的面积、人口、铁路、森林、矿藏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