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琛一个白血病人和他事业.docVIP

刘正琛一个白血病人和他事业 　　23岁的生命审判 　　2001年12月4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研二学生刘正琛本该按部就班进行他的学业。他已开始着手准备托福考试，不出意外的话，等待他和他的同学的，是银行白领或商界精英的未来。在刘正琛自传的序言中，他的老师――著名学者张维迎教授写道： 　　“临近学期末的一天，当我走进教室准备上课时，突然发现通常属于他的那个座位被另一位同学占据了，我扫视整个教室，没有看到他的身影。要知道，他是从来不缺课的，今天没有来上课，一定有什么特殊的、不可抗拒的原因。” 　　当张维迎教授注意到他的学生缺席时，刘正琛正接到他的人生宣判。这一天，他被确诊为白血病。一个夸张的玩笑！恐惧中，刘正琛听着医生的解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一种除了换骨髓，尚无有效手段能够治愈的癌症，生存期恐怕不会超过5年。” 　　天旋地转！生命、事业、生活的五彩斑斓，瞬间黯然失色。刘正琛呆坐在板凳上。 　　为了治病，他放弃了博士资格考试，搬进了北医三院10楼病房。 　　骨髓移植，这是唯一可能挽救生命的办法。但必须要找到白细胞抗原数据完全相同的捐赠者。从临床经验来看，同胞之间成功的概率能达到25%，没有血缘关系的捐献人匹配概率是万分之一。 　　一个多月后，刘正琛和弟弟配型失败，他只能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里，期待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降临。谁都知道这个概率的渺茫，更何况金融数学专业出身，此刻正躺在病床上的刘正琛。他感到茫然和无助。 　　希望虽然渺茫，但是治疗还在继续。他的父亲被迫从体制内提前退休当起律师，按刘正琛的说法，“做生意”去了。他希望挣更多的钱来维持儿子的健康。 　　歪打正着做起公益 　　寻找匹配骨髓的经历使刘正琛了解到中国红十字会的骨髓库数据只有不到两万个样本，而台湾慈济骨髓库有23万个样本，美国的骨髓库有460万个，这种巨大的反差令他深深震撼。 　　为了自救，他的脑海中冒出了一个想法：创办一个民间骨髓库。想法得到了父母的支持，父亲捐出5万元，用来作为前100个骨髓捐赠者的检测经费。 　　病床上的刘正琛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解释了什么是骨髓移植，为什么要建骨髓库。父母将这封信打印了150份，发给了所有他认识的同学。 　　2002年3月11日，刘正琛度过了最难忘的24岁生日。108人参加了骨髓检测，“阳光100”计划只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阳光骨髓库成立。 　　下一个目标，“阳光1000”！北京大学团委帮助刘正琛注册成立了“阳光志愿者协会”。2002年12月，阳光志愿者协会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了首次义演。 　　2004年冬季，“阳光1000”的目标完成。2005年2月，阳光骨髓库完成第一例造血干细胞移植。2005年6月，阳光骨髓库实现了“阳光10000”的目标。 　　1万人完成骨髓检测，这意味着需要500万元的检测费用。对于一个流动性大、工作经验缺乏的学生社团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要组织多少次的义卖、义演和募捐，其中不易，可想而知。 　　2006年12月5日，一个生命重生的日子。这一天，刘正琛挺过了医生宣判的五年终点。 　　在寻找配型的过程中，一个朋友介绍说国外有一种新药，专门针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要到香港和新加坡去购买。后来刘正琛才知道，它是世界上第一种成功的癌症靶向药，曾经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 　　2003年底，医生告诉刘正琛不需要做骨髓移植了，因为药效特别好。 　　“我当时就想，上帝你是跟我开玩笑吗，让我得了白血病开始做骨髓库，之后又给我特别好的药，告诉我不需要做移植了。这时候我其实面临着一个选择，就是放弃还是继续。”虽然自己不再对骨髓移植有迫切的需求，他还是决心坚持下去。“从我本人不需要骨髓移植开始，我就不再为个人而活，而是为所有白血病患者的希望而活。” 　　刘正琛为自己编了一个故事：天堂有个天使，上帝派他来人间做骨髓库，顶着天使的光环，一切都很顺利，十七岁上北大、硕博连读。上帝为了提醒他的任务，让他得了白血病。于他，白血病不再是一种可怕的癌症，变成了上帝使命的传递方式。 　　2006年12月5日，刘正琛打开桌前的台历。他突然意识到：昨天是医生宣判他“5年生命”的终点；今天，在指标良好中醒来――这是他的重生之日。 　　“我才发现，原来爱和使命真的可以创造奇迹。”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是国际志愿者日。冥冥中，似乎有天意。 　　可是，阳光骨髓库成立的前七年，支撑和运作它的一直是北大阳光志愿者协会――一个学生社团。尽管如此，那七年里，还是有不少精英人物追随刘正琛一起为了他们伟大的公益梦想在拼搏奋斗。正如刘的一位前同事所说，“在那7年里头，有无数很聪明的人，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他、拥戴他，跟他一起做事，最后又不得不离他而去。”刘正琛精力旺盛，事必躬亲，充满浪漫主义情怀。可是其他人却没办法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