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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第一部“反贪污浪费”条例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人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念念不忘，对他们的故事百听不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以身作则生活简朴，能与大众同甘共苦。关于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感人的故事今天读来仍倍感温馨，并让人们坚信一个道理：赢民心者得天下。 　　1934年1月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这一天，被称为“中央苏区第一大报”的?红色中华?报，在第二版显著位置上，发布了一份1933年12月15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共同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以及中央工农检察部一封?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信和《人民委员会对于中央总务厅瑞金县反贪污浪费案的处分》。该训令和指示信及处分，号召中央苏区广大军民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开展检举和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斗争。 　　?红色中华?报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是中央苏区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毛泽东等领导人非常喜爱这份报纸。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大政方针及重大消息，大都是通过该报予以发布或报道的。从中央直属机关到基层苏维埃政府人员，几乎同时从?红色中华?报上获悉了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重大决策。以此为标志，1934年，这场群众性的与反贪腐、反官僚主义相结合的“反浪费风暴”，高潮迭起，力度空前，席卷整个中央苏区，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未终而止。其规模之大、声势之猛、影响之深，在中央历史上实属鲜见。 　　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对贪污浪费问题就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早在“一苏大会”前夕，即1931年11月初，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决议案严肃指出：必须将严格党的纪律、反对官僚腐化现象作为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对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进行严厉的纪律制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主持召开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重申中央政府对一切贪污浪费等腐化分子要给予严厉打击；后来又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帮助红军发展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等通令，要求“各级必须坚决执行”，“不得稍有玩忽和怠工”。在此期间，时任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也在《红色中华》报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贪腐浪费等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他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中明确指出：“现在正当红军在前方进行革命战争……的紧张时刻，所有后方的同志……最重要的就是节俭经济来供给红军，帮助红军去进行革命战争，谁要不努力去做这一工作，就是怠工。”“这个时候，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对于一切浪费行径，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与严厉的惩办！”为此，中央工农监察部增设了一个控告局，并在各机关单位、街道路口显眼处挂设了控告箱，接受人民群众的控告检举。在反浪费斗争中，这些控告箱起了重大作用，一些贪污浪费分子都是通过控告箱检举线索查出来的。 　　从1933年秋开始，在毛泽东、项英等领导下，中央苏区反贪污、反浪费斗争进入高潮，并及时公布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贪污浪费案件。对这些案件中涉及的浪费款项等犯罪事项均予以披露，《红色中华》也做了公开报道，陕西省档案馆藏1934年1月4日第二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唐仁达执行枪决，唐仁达瑞金财政部会计科长，这次检查他的罪目，单只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变卖公家物件的谷子，及隐瞒地主罚款等共三十四项，合计大洋二千余元，其经手浪费中有贪污，还不算在内，人民委员会巳决定将唐仁达交法庭处以极刑，并没收其本人财产；蓝文勋撤职查办，蓝文勋瑞金财政部长，他对于瑞金财政的收支，全未理会，唐仁达的贪污他是知道的，但不举发，反直至中央工农检察部审查到，无可掩饰时，才说出唐仁达贪污了土豪刘继仪罚款二十元，让其赔还了事，再不追究，蓝文勋放唐仁达的贪污案件有重大的嫌凝，应予撤职查办。瑞金主席团事先全无觉察，检查又不上报，故予主席杨世珠以警告的处分。在中央苏区引起了强烈震撼。自中央苏区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以来，一个个蜕化变质分子被检举揭发出来。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由于缺乏一个完整的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律，造成临时最高法庭在审理案件时，有时出现量刑不准的情况。毛泽东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并意识到必须尽快制定颁布一个惩治贪污浪费的法律文件。他找到项英，以及时任中央工农监察部长兼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何叔衡、中央司法部代部长的梁柏台等人，征求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家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于是，从法制上反对和严惩贪污浪费行为的重大课题，开始摆上了苏维埃共和国最高决策者面前。经过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