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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几点思考 　　德才兼备是我党选才用人的历史传统和一贯标准，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一个用人标准。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各尽其能、才尽其用。” 　　一、历史上，关于“德才兼备”的思想 　　关于德与才之间关系，最为经典的分析，当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论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早在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就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一九九四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在报告中指出，抓紧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强领导集体，是加强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的关键性工程。二零零九年的中共中央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指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 　　二、新时期，关于“德才兼备”的几点思考 　　在新时期，关于“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仍然有着其非常明确的指导意义，但与传统的“德才兼备”的思想相比，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进步，我们也不妨对新时期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引申几点思考。 　　（一）注重德与才的辩证统一关系 　　《资治通鉴》中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然而德与才都是对人的性格、品质、能力等抽象特质的评价，都具有不易衡量的特点。 　　我们先看看历史上的一个德与才对比的案例，楚汉之争以刘邦完胜而告终，刘邦对此的解释是“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这种解释体现了刘邦高超的用人之能，可以算是刘邦的领导之“才”，而韩信等人之所以辅佐刘邦，是不是也同样看重了刘邦的“德”呢？那看看被刘邦倚重的韩信是怎么评价的呢？“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威于强耳。”韩信对项羽的评价则既包含了项羽德的方面，也包含了才的方面，可见韩信选择刘邦，所看重的刘邦的品质，既包含了“德”的方面，也包含了“才”的方面。 　　在现实工作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领导，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形式，不重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这可以算作是政治品德的问题，而有的领导能够很好的坚持民主集中制，集中智慧和力量干事创业，这显然也可以算作领导才能。 　　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德”和“才”总是统一的存在于每个人身上，而又以性格的某一方面展现出来，合理的区分“德”和“才”，有利于我们客观理性的评价干部，而如果割裂了“德”和“才”，忽视二者之间的统一关系，则不利于干部的培养。 　　（二）注重德与才比较的现实操作性 　　在《资治通鉴》原文的论述中，有德胜才或者才胜德的比较，但在实际工作中，二者同样作为抽象概念，其可比的方面也仅限于一方面强，一方面弱的比较。对于某一具体事例，可以有倚德为胜或倚才为胜的经验，但就普遍的价值观而言，很难比较在同一载体之中，哪个更强一些。之所以在历史上可以举出很多因为“才胜德”而身败名裂的例子，其实往往是其人能力极强，而德却走向了坏的极端。如果说在这些事例中，人的才能可以量化为数值，那对同一个人而言，“德”可以比作代表方向的正负号，决定着人施展才华的方向。在现实工作中评价一个人能力强一点还是道德强一点，往往是基于其与他人的比较，也就是一个人的“才”与其他人的“才”相比较，是强是弱，或是一个人的“德”与其他人的“德”相比较，是强是弱。也就是说其实还是德与德相比，才与才相比最具有可操作性。 　　在现实工作中，有将一个人的“德”和“才”通过民主测评的方式量化为得分的方式，如果一个人的“德”在测评中得分高于“才”在测评中的得分的情况，也无法说明这个人就是“德强才弱”，还是要把他的得分与其他人的相应得分比较才有意义。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不论是“德”还是“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德在修养，才在培养，都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一些革命时期的领导干部，没有被严刑拷打和白色恐怖吓倒，却被糖衣炮弹击倒。因为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他们的“德”也会发生变化。而且，在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