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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合流与张衡文学创作 　　摘 要：儒道两家思想理论经秦之后，在汉代各有消长，彼此渗透，而最终走向合流成为影响中国士人的主流思想。时代呼吁下的通人张衡是儒道合流的最好诠释，他将儒道两家理论熔铸于一身，并将这一变化展现在他的文学创作过程中。 　　关键词：儒道合流；张衡；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2 　　先秦诸子学随着大秦帝国的建立戛然而止，西汉王朝承秦建制，立国之初复兴风雅，诸子百家承先秦余绪而各自发展。为巩固大一统，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其王霸之道即所谓的外儒内法，但道家思想因其深契专制集权下士人的精神需求，没有像名家、墨家一样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紧跟时代发展，并在适当时机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前后汉四百年的历史，儒学早已不是先秦儒学模样，道家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在一次次历史浪潮中，儒道两家终被中国士人们所选择，成为他们出处进退的精神支柱。儒道两家在汉代彼此渗透、相互吸收和融合，在先秦文化的基础上，奠定了中华文化的走向。儒道合流在汉代的另一个表征是士人们开始儒道双修，将两种处世哲学应用于一身。生活在东汉中期的张衡继杨雄、桓谭之后第一个将儒道理论完美结合，并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昭示着“文人文学也建立起了由入世和出世，经邦济世和个人自娱所构成的丰满传统” [1]。 　　一、 儒道思想理论在汉代走向合流 　　自孔子创立儒学，历经战国数百年，其内部学理早已四分五裂，一家之内而又分门别派，秦创之后，儒家思想在大汉王朝迎来了温暖的栖息地。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从此确立了它的正统官学地位，儒家学者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儒生的社会地位也开始有很大上升。但统治者的目的绝不是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圣人之治，他们所看重的乃是大一统的刘姓天下，其王霸之术不过是把儒家理论作为缘饰政治的工具而已。 　　在专制集权的时代背景强压下，绝大部分汉代儒士都失却了先秦儒学的精神内核。他们自觉地将学术屈从于政治，放弃了先秦士人的个体独立风格，大一统的背景下，他们不得不依附于统治者，积极地用学术为统治者正名。正如班固在《汉书》中所载：“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罗宫以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生语，其酝酿可也，然皆持禄之位，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以胜其任乎？” [2]首先是儒学的法家化。“汉儒抛弃了孟子的‘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3]将先秦儒家相对性的君臣关系凝固化，使臣对君只有单方面的义务，自愿放弃了士人的个体独立精神，从而学术也不得不屈从于政治。为了维护大一统的专制统治，儒学开始逆历史潮流地走向宗教化、神秘化。汉代经学援入阴阳五行和祥瑞灾异以致后来谶纬之学兴起，早已丧失了先秦儒学的原始义理。再加上师法家法的严格控制，最终使章句经学走向绝路。 　　道家思想在独尊儒术之后再没有汉初的显赫地位，失去了官学地位，但它并没有绝迹，而是以私学的形式不绝如缕地向前发展。道家思想在发展中也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刘向父子博览诸子，道家著作必然也在其列，而刘向更是著有《说老子》一书。当时以演习道家学说更为有名气的则有严遵和班嗣，其中严遵著有道家著名典籍《道德指归》。此外，扬雄曾受业于严遵，桓谭也曾与班嗣演习道家著作，基本可见道家思想在汉代的发展状况。道家思想在汉代的发展还表现在庄子之学的发展，据周威兵研究，老庄并称也始自汉代。从而使儒术独尊之后的道家学说从汉初黄老之学关注于政治军事的哲学，转而着眼于进退出处、祸福利害的人生哲学。 　　儒学确立了其正统地位，而道家思想也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与儒学并行发展，儒道之间必然在漫长的历史中各取所需，彼此吸收、融合。儒学在神学化的方向上走向迷途，又因章句之学而逐渐走向绝路，道家思想就成为其救命的一剂良药。有识之学人援入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挽救官方经学的荒诞迷信和繁琐浮华的风气。开始在学术方面去伪存真，冲破师法家法的藩篱，开始向先秦原始儒学复归。此外，在个体人生方面，汉代士人在一次次的社会危机和政治恐怖下开始对自己的人生出路重新考量。“贵生”“重性”的道家处世哲学开始为士人所接受，在政治仕途遭遇打击后，他们开始选择退守自藏，于是便产生了一大批隐士，他们以诗书自娱，逍遥山林。 　　东汉中期以后，社会颓势无可挽救，经学也已走向僵化，士人逐渐被一种世纪末的悲观绝望情绪所笼罩。在此时期，道家思想日益增长，“本末”问题的讨论和“名实”“才性”问题的研究，说明经学已走向衰落，士人开始发现个体的人生价值。但我们也应看到，虽然道家思想一开始便对政治保持着清醒的独立意识，但在经学哺育几百年的汉代，道家思想也不可能原生态地为时人所接受。“独尊儒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