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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论诗角度看宋元之际对唐诗回归 　　作者简介：马政，安徽淮南人，现就读于安徽大学，为2011级文学院研究生。 　　摘 要：时代不幸诗家幸，宋元易代带来了诗歌创作的繁荣。诗人在进行创作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诗歌的价值取向问题，这一时期很多诗人都在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持有“宗唐”的观点。本文即以戴表元等一批诗人为例，分析宋元之际诗歌批评批判对唐诗的崇尚与回归。 　　关键词：性情论；戴表元；移民；科举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一、唐、宋诗之分别 　　唐诗在整体情调上气韵酣畅，情味淳美。它在继承前代诗歌成果的基础上，一洗建安时代的“萧瑟”与“悲哀”，以鲜明的艺术特色，改变了玄言的寡淡和齐梁诗体的繁缛，在集体面貌上给人以神行语外、语浅情浓、丰神毕现、朝气蓬勃之感。王维以清新浅近见长，一句“返景人深林，复照青苔上”，让我们领略尽风光旖旎，山林闲适之趣。刘禹锡达观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愤激而不浅露，感慨而不低沉。即便是一首用以写仕途艰难的《行路难》，也被李白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悲而不伤的大气。可以看出，唐人作诗是将气象和笔力结合，倡言笔力雄健，气象浑厚，诗歌境界的追求偏于壮美。唐人之所以有这种开阔的胸襟，得益于他们擅长通过大量的意象来构成意境。严羽《沧浪诗话》云：“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且唐诗中对“意象”的刻画，并非描写对象的平面书写，而是能够“起兴”的某一特定时空中的“象”。唐人对兴象的偏爱，促使他们偏重于主性情，一刹那的灵光闪现和妙手捕捉，使他们吟咏的通常是瞬间便能摄住人们情感的风景，因此，唐诗极富于深情、激情，极富于深思、想象，“一往情深于天地万象，诗情勃然而兴。” 　　与唐诗多情不同，宋诗在审美追求上则注重思辨，擅长析理。宋代诗人大都以积极用世的态度去驱遣笔墨，用诗意来表达哲理，极富思理的情调， 露出美不胜收的理趣。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将抽象的哲理用诗化的形象生动表达，言简意赅，寓意深邃。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形象地阐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理，非凡的智慧使读者在审美过程中受到深刻的启迪，耐人回昧。可以看出，相比于唐诗的高华浪漫，运之以情，宋诗更显朴实理智，骨鲠健峭。这种独特的审美风格缘于宋人以儒家的冷静自足，辅以禅学的活泼有趣和老庄的恬淡通达。自成寓理于形象的一代诗风：宋诗格物体情，观景取象，以议见理，以“文字，才学，议论”为特色，浓郁的哲理色彩使其议论思辨超越了形象思维。虽然宋诗也有情，有“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以神韵称道的佳句，但和唐人的沉迷不同，宋人常常在情之深处，翻转上来，转柔弱为刚健，化悲哀为通达，在冷静观物的同时，也冷静的观照自我。 　　二、宋元之际诗学的宗唐倾向 　　唐诗重情韵和气象，多生动形象，富于抒情性，美在情辞；而宋诗重思辨和析理，多索求缘由，富于哲理性，绝在理趣。如缪钺先生言：“唐诗如芍药海棠，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人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 　　戴表元的宗唐观点持久而深入。从时间上来说，自南宋度宗咸淳年间就已开始，形成统一认识是在元大德（1297―1307）年问历经至大（1308―1311）、皇庆（1312―1313），而持续至延韦占（1314-1320）年间。宋亡前后，与戴表元有师承关系的王应麟较早注意到唐人诗歌的发展流变：“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俭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而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王应麟对唐诗发展把握较为准确，从史的角度对唐诗的流变进行了概括，他最推崇杜甫诗和大历十才子。认为杜诗众体兼备，自韩愈、元稹推崇之后，自北宋被作为“集大成”的代表，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更是对杜诗推崇备至，洪炎赞黄庭坚诗得杜甫真髓：“大抵鲁直于文章天成性得，落笔巧妙，他士莫逮…忧国爱民，忠义之气蔼然见于笔墨之外。”可以看出，宋人对杜诗的着眼点在于忧国忧民的忠义之气。正因为杜诗的集大成特色而普遍被宋人接受，王应麟的评价实际上也是对宋人学习唐人的总结。 　　宋末元初的诗歌宗唐的思想，戴表元并非是始作俑者。在其之前，宗唐早已是诗坛的一种思潮。如四灵、江湖诗派就以晚唐贾岛、姚合、许浑为典范，四灵诗派的积极倡导者叶适在评价四灵之一的徐玑时也说：“初，唐诗废久，君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