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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协商”治理模式战略思考 　　【摘要】随着改革的深化， 国家、市场和社会治理的三个领域均产生了不少问题。国家治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反映出来的弊端， 源于国家―市场―社会“发展三角”的失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总目标的提出，鼓舞人心，意味着我国现代化事业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下，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应逐步转向“大协商”的现代治理模式。推进国家治理模式转型，走出一条国家、市场和社会共同协调、协同和协作的协商民主道路，关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能否实现，关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 治理模式 协商民主 “大协商”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走过的道路：一种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开国、立国到兴国、治国，国家治理走过了一条从革命到改革的道路。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道路遵循“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进程，首先是政治领导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思想解放运动助推改革；其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释放劳动力和资本的力量；而以市场经济和全球互联网发展的力量催生制度的规范化、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最后，业已形成的社会变迁与转型又反过来深刻影响国家治理方向。这一切都以发展为主线，我们可以用“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来概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独特发展之路。 　　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源于发展型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从宏观上，我们可以把西方历史上由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所推动的国家都视之为先后顺序不同的发展型国家。根据二战之后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四小虎”的经济发展奇迹，理论界将发展型国家界定为三种特征：国家强力介入市场并以领航机构（如日本的通产省MITI、韩国的经济计划委员会、台湾的经建会、新加坡的经发会）制定发展策略，引导公私部门协力进行国家建设；采用灵活的工业政策，以各类补助保护扶植重点产业，由进口替代转型为出口导向；施行明确的社会政策，进行土地改革，维持社会经济平等，防止严重的政治冲突。①这也是东亚发展型国家成功的普遍经验。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属于发展型国家的行列。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新兴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奇迹神话被打破。然而，中国强力的政府监管体系却受到广泛好评，其成功经验是依靠直接外来投资（FDI）促进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的同时，控制本国金融资本流动的风险以及本国货币自由兑换的威胁。中国虽经济总量目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人均GDP在世界上排名仍比较靠后。因此，在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原则指导下，发展型国家的“追赶”（Catch-up）过程仍然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集中表现在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两对主要关系上。各级政府通过运用强大的控制和动员资源的能力，得以成功应对各种困难与危机。但是，大政府并没有带来大社会，强政府也没有促使社会繁荣，社会力量发育孱弱，社会自治经验不足，政府与社会协商共治格局远未形成。这些问题源于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政府揽权带来“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现象突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的“诺斯悖论”在当代中国被广泛讨论。同时，中央政府通过建立健全地区性的分权式威权体制（从改革初期的财政包干到价格双轨再到分税制的成功实施），一方面由上至下形成规范运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了官员由下至上相互竞争的锦标赛激励体制，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持续不断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的总体格局中，由于缺乏基于民众受托责任的有效监督，角色的多重化往往容易导致职责的模糊化和职能的去中心化，民众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信任缺失，公共权威受到严重侵蚀。 　　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在制造传奇的同时，也在不断暴露问题，迫切呼唤我们加快治理现代化的步伐，促进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政府治理现代化是政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通过治理质量的高低来评判。政府能力既要有权威性，还要有科学性，二者缺一不可。权威性服务于国家发展长远大局，是国家自主性的表现；科学性取决于国家治理模式转型，是治理手段的变化。站在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平衡“国家―社会―市场”的发展格局，提出一种全局性的解决思路。要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务必调整国家治理结构，顺应国家、市场与社会基于“发展三角”的理念，构建国家、市场与社会三方协调、协同和协作的协商治理道路。 　　未来的目标：国家―市场―社会协商治理 　　学者们普遍将“经济分权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