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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利福尼亚硅谷到萨克森州硅谷 　　摘 要：随着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研究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范式转向关注集聚区发展路径的演化经济学视角，研究者对政策在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中的任务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看来，地方政府的“蓝图规划”并不足以催生第二个或第三个“硅谷”。政策的任务首先是真正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本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现有的发展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便利的框架条件，以促进一种适合创意人群与创意活动的环境氛围的产生与发展。 　　关键词：硅谷;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演化经济学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自“文化创意产业”概念于上世纪末在英国被提出以来，国际上对它的研究往往着重于这一产业对经济和就业增长的贡献，特别是产品与流程创新所蕴含的经济潜力。而在全球化与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对某一地区的“形象转移”效益（image transfer）也愈加受到重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越来越多地成为某地区、某城市的“名片”，从而帮助提升该地区或城市的吸引力与竞争力。英国城市规划专家查尔斯?兰德里（Charles Landry）在《创意城市：城市创新者的工具袋》（The Creative City. 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一书中就振奋人心地写道：“当我们铺展开文化资源的地图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座城市都可能有一个独特的利基（niche）。而要推广一个地区――不论它是丑陋、荒凉，还是繁华、热闹――的关键则是‘无中生有’（making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1]人们已认识到一个事实：每座城市都可能因为它所坚持和不懈尝试的东西而成为世界中心。”在这种论点的指导下，文化创意产业常常被视作打造“创意城市”的魔法棒，而如北京798艺术区这样已然成为城市名片的成功案例也似乎印证了这一观点。 　　以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的创意城市项目为例。德累斯顿以其独特的巴洛克式城市景观为人所知，被称为“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著名的森伯歌剧院和德国三大国家博物馆群之一的德累斯顿博物馆群也为这座城市带来文化声誉。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德累斯顿市政府决定改变这座城市的形象，希望它在国???和国际上的形象不要总和建筑与文化遗产联系在一起，而要按照著名的美国加利福尼亚“硅谷”模式将德累斯顿打造为“萨克森州的硅谷”（silicon saxony）。为此，德累斯顿市成立了“萨克森州的硅谷协会”和“萨克森州的硅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来运作这一创意城市项目。在政策制定者看来，这一规划不但雄心勃勃，而且也有合理性：两德统一后，作为前东德城市的德累斯顿获得了巨额的国家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加之此一地区的新地块价格低廉，终于在1999年吸引到美国微处理器生产巨头AMD公司（该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硅谷）在德累斯顿开设微芯片工厂，并在此后陆续吸引了更多微电子企业入驻此地。截至2010年，德累斯顿及周边地区的微电子企业已从2002年的765家增加到1456家，在这一领域的工作人数从2002年的近20万人增长到近50万人，占此地区全部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二，微电子行业营业额（近87亿欧元）也占到此地区全部企业营业总额的约三分之二。 　　尽管德累斯顿的微电子工业在过去数年的经济数据令人称叹，德累斯顿市也依托“萨克森州的硅谷协会”和“萨克森州的硅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续地宣传“萨克森州的硅谷“这一新城市名片，但德累斯顿至今未能在国际上成功树立其作为“萨克森州的硅谷”的新形象。究其原因，除了德累斯顿作为“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的文化历史名城形象太过深入人心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如经济地理学者杰德-杨?霍斯帕斯（Gerd-Jan Hospers）所指出的――德累斯顿历史上在微电子机器领域一向没有特别建树，近年来该地区的微电子工业也集中于生产领域，而非研发领域。尽管德累斯顿政府对此有所认识、并在近几年里加大了对研发领域的鼓励和重视，但微电子技术在国际上的指标性创新成果并非来自德累斯顿，而是来自这些跨国企业的全球总部，比如美国硅谷。换言之，德累斯顿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创意经济”，而只有传统的产品经济。这一产品经济的发展取决于该行业的技术创新成果，而这些创新成果对德累斯顿来说是来自外部的，而非产自本地。这就决定了德累斯顿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硅谷有着本质的区别。[2] 　　反观美国硅谷：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周边地区，如今云集了谷歌、苹果等诸多企业，其技术创新成果无不引领全球“新经济”的发展。然而，柯莱克等人的研究表明，这一区域今天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成功是以漫长的历史发展路径为前提的，而这一历史路径可追溯到19世纪末。[3] 　　1885年私立斯坦福大学的成立，对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