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近代贵州传播.docVIP

天主教在近代贵州传播 　　摘 要：近代，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天主教在华传播打开方便之门，天主教在贵州也取得了蓬勃的发展。本文阐述了其在黔传播盛况、蓬勃发展的原因、传播的特点和方式，并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传教士在这场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关键词：天主教 近代贵州 传播 　　早在1575年（明万历年间），天主教澳门主教区已将贵州列为其传教范围。但是在明末至清初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贵州经济文化的落后、社会的封闭、交通的不便，外国传教士一直未能进人贵州传教，只有一些热心的信徒进行过一些零碎的传教活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天主教获得在华传教特权，并在贵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1846至1852年，全省教徒由1200人增至2200人， 1860年全省教徒增至3677人，共有传教点95个；1911年全省教徒增至10万人（林建曾 2001）。除了基督教势力先入的地区外，天主教在贵州的大部分地区都有活动。 　　一、传播盛况 　　1846年，罗马教廷委派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法国传教士白斯德望任贵州首任主教，1850年，贵阳北堂（主教府）建成。1879年，教皇里欧十三世将中国划分为五大传教区，贵州属于第四区。从1860年到1870年，贵州教区的外国传教士由10人增加到15人，信徒人数由3677增加到8000人，由95个传教点增加到大小教堂和传教点共170余处。19世纪90年代，有主教1人，副主教2人，外国传教士26人，中国神父6人，传教先生58人，贞女5人，教徒16625人，大小教堂66座（贵州省宗教史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2007）。 　　天主教贵州教区的传教活动是由贵阳逐渐向黔北、黔东北、黔西南传播，先后建立传教点和教堂。1842年，在湄潭建教堂。1850年，向黄草坝（今兴义）、桐梓、石阡、团坡、镇宁等地派出传教人员。次年到安顺，贵阳青岩，贵定平伐犀头岩等地传教。1855～1857年传至毕节、郎岱（今六枝特区）毛口、普安。1866～1868年，建成遵义县城、惠水县城、安顺、普定、镇远、仁怀二郎坝（现属习水）、郎岱、黔西、兴义大山、兴仁、安龙、龙里、福泉团坡、贵定平伐、都匀、独山等地大小教堂或神父住宅。1874年重建贵阳和平路北天主堂大教堂。同时修建六冲关圣母堂和圣若瑟堂。1894年传入大定（今大方）并建教堂。1900年全省教徒为4万人。1909年，又建成思南、湄潭、石阡、仁怀（现属习水县）二郎坝、黄平旧州、贵定犀头岩、盘县水沟桥、三都九阡、晴隆莲城镇教堂等。 　　随着传教地区的扩大，教徒和教堂的增加，贵州教区又一分为三，分设贵阳、安龙、石歼三教区。 　　二、蓬勃发展的原因 　　1.外国政府的干预 　　天主教能在近代贵州蓬勃发展，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清政府对西方宗教前“禁”后“驰”的态度演变，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压力。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向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侵略扩张的同时，也积极支持西方宗教向中国的传教活动。1843年中美《望厦条约》中就提出建礼拜堂等问题，为五口的传教开了方便之门。其后中法《黄浦条约》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五口建造礼拜堂、传教、教外文、学中文、出售西方书籍等等（详见卫清心 1991：256-257）。 　　白斯德望刚到贵阳不久，就致函巴黎外方传教会说：“法国不知道在中国要取得宗教的一切自由所能作的事情，必须知道，法国的干涉已经带来了效果”（陈丽艳 2002）。可见外国政府的干预对取得保教权有着重要的作用。 　　2.教会的示好 　　西方教会一方面依靠外国政府的力量落实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为了在以后的传教中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也采取了与当地政府修好的策略。例如，1864年，六冲关修院帮助黔抚张亮基对付贵阳回族反清起义军，而在黔西传教的孟神父更是与官军一起登城对抗起义军。在青岩教案中，主教胡缚理原本要求处死反洋教最为强烈的提督田兴恕，因劳崇光等人的调解，胡也表示“体恤之情”，做出了让步。此外，教会也向地方名流绅仕示好，刻意交结。这些努力，也有助于改善教会与地方官员及乡绅的关系。有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天主教便有了传教的保障。 　　3.当地民众的文化心理 　　当时，中国封建统治日趋腐朽没落，而阶级、民族压迫日益加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从1857年至1891年的四次反清起义便可见一斑。广大民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生活极度贫困而民不聊生，与之映衬的是封建专制统治的没落，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价值观已不能阐释生存的意义，尤其是对于贵州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现实的痛苦和对于生命意义的疑惑，使其民族心理带上一种失落和茫然。这时这种全然异质的天主教“福音”，便如一根救命稻草，适应了贵州少数民族的心灵渴求，填补了其精神空白和失落。 　　三、传播的特点和方式 　　天主教在近代贵州的传播，最为独特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