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史文化对商周青铜礼器形制演变影响.docVIP

巫史文化对商周青铜礼器形制演变影响 　　[摘 要]青铜礼器是商周时期身份与权利的象征，代表着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反映出当时上层社会的精神崇拜。青铜礼器形制的演变，不仅是生产工艺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还受精神文化的影响。本文从商周青铜器的形制变化角度入手，结合商周对“巫”与“神”的不同理解观念，试析巫史文化对青铜礼器形制演变的影响。 　　[关键词]青铜礼器；巫史文化；形制演变 　　青铜器是商周文化的重要标志，在青铜器中有的重要地位的礼器，更是作为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载体，凝聚着物质元素与精神元素。毫无疑问青铜器形制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制作生产力、工艺和技术的进步，也有是精神文化的的推动力，巫史文化就是一支重要的精神力量。本文重点研究青铜礼器形制的变化与思想文化变化的关系，首先从形制变化切入，梳理青铜礼器形制的演变，然后重点探讨巫史文化变迁对形制演变的影响，思考青铜礼器形制变化与思想变化的关系。 　　一、商周青铜礼器形制演变 　　在青铜时代初期，限于生产力的约束，青铜器种类少，形体小，造型简单；形制也比较单薄、粗糙，素面或较少施纹，主要是小件的工具和兵器，并且是仿造陶、木、蚌器而制作的，青铜礼器仅限于饮酒器爵。这与史前陶器组合有着很大的关系，精神崇拜上也是处于相对原始的阶段。 　　商代早期，青铜礼器在青铜器中占主导，通常是成套的，表现了礼制的发展和国家机器的加强，青铜器体积增大，规整庄重纯朴，有了独特的造型，这与神的思想占主导有关。形制上有明显特征：鼎锥足、爵平底，觚形器体较矮，器物表面的光滑度差，内表面形状与外表面相同，多留有合范造成的痕迹（1）。商代武丁开始，器形多变，造型准确，器壁均薄。到了商代晚期，青铜冶铸业有了较大发展，品类较全，形式多样，造型设计和铸造工艺等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铸造，铜质优良，形制凝重结实，纹饰繁丽雄奇，镂雕生动清晰，种类繁多（2）。还可细分为殷墟时期前段、中期、后段。前段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宽口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觥等，还出现了鸟兽??尊等前所未有的新形式及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方器这时大为发展；中期鼎的变化比较大，新出现的形式有自器腰以上收缩、口唇外翻的鼎，中小型鼎，还有一种容器部分很浅的柱足或扁足鼎， 　　原来比例偏低的体型在这时有了显著的增高趋势，有的圈足特别高；后段铭文有较大发展，根据内容记载可确定一批标准器或标准器，体似觚形的无肩尊和椭扁体卣是此时期新出现的典型器物（3）。而觚、爵等形体渐小，逐渐失去实用的性质，开始向专为死者制作的随葬冥器过渡（4）。与二里岗相比，晚商时期的青铜器造型庄重，纹饰复杂而多变（5）。 　　西周早期青铜工艺沿袭商代后期凝重典雅的风格，酒器稍减，食器增多，很少出现新器形；穆王时各方面发生的急剧变化，打破了商以来陈旧模式，开辟了青铜文化新天地，造型设计和纹饰结构方面有许多新突破，基本上放弃了青铜纹样对称构图的规律，把形象图案变为抽象的纹样，装饰图案产生较为活泼的效果（6）。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新式样，穆王、共王时期尤为明显，懿王、孝王后，传统式样渐渐淡化，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旧时的痕迹（7），鼎的器形比较复杂，存在新旧两种形制，柱足或兽蹄足的垂腹鼎。无论大器或是小器，和西周早期相比，体宽而腹较浅，出现在昭穆之际，以后成为盛行的式样；还出现一种形如大锅壮大敞口圆底兽蹄足鼎，称为盂鼎；簋的新式样做弁口扁圆体，环耳，圈足下又有三柱状足，全器作平行横条状，此后非常流行此样式，最终完全取代传统式样。 　　二、巫史文化对青铜礼器形制演变的影响 　　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形制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粗糙到庄重、繁缛，而后又变为简朴，由凝重到生动的发展演变过程。青铜礼器形制的变化是伴随着社会的演进，也是伴随着精神文化的变迁。实物遗存本身所具备的各种特征可以揭示物质文化发展演变历程，构建出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和编年体系，而进一步探讨其内在或本质性的历史文化内涵，就需要探索意识形态领域思想观念的变化。反过来，通过梳理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亦可探寻形制演变的原因。 　　商代时，“庶民劳动培养出拥有较高知识的人物，巫和史。巫、史都代表鬼神发言，指导国家政治和国王行动。巫偏重鬼神，史偏重人事。”（8）巫”被认为是可以与神进行沟通的，国家的大小事都要请鬼神指导，这就必须得到巫史的帮助和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王朝时期，原始氏族社会的“巫”起了很大变化，“他们脱离了氏族长或部落首领兼巫的职能，成为一种专职的职业”。（9）有了文字后，这种专职的巫是最早掌握和使用文字的人。“史”就是由宗教神职转化为朝中职官的人。宗教巫者们就是为本氏族、部落统治者效力的人群，巫史们有一个愈加政治化的过程。有学者就将我国先秦时代巫与史的发展过程称为“巫史文化。 　　商代早期，殷人对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