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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导读
* 张祥龙:《当代西方哲学笔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 [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0—81页。 “方法”(method)一词的本义:它源于希腊文,意为“遵循某一道路”,指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必须按一定的顺序采取的步骤。 * * 中国现代学者胡适曾把杜威提出的思维过程五个阶段概括为“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更为简练的说法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关于胡适与杜威之间在学理上存在的阐释与被阐释的关系,既有一致之处也有深刻的差异。参见单中惠:《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页;张祥龙:《当代西方哲学笔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114页。 * 哈贝马斯:《论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载于[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 [英]罗伯逊著:《问题解决心理学》,张奇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 前述教学方法可以看作是算子。 * 杜威:《儿童与课程》,载于[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赵祥麟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杜威指出:“学生的教材和成人的公式化、定型化和系统化的教材即书本中和艺术作品中的教材是不一致的,也不能一致。成人的材料是学生的材料的可能性,而不是学生的材料的现状。成人的材料直接成为专家和教师活动的一部分,而不成为初学者和学生的活动的一部分。不牢记由于教师和学生的不同观念所产生的教材的区别,乃是在使用课本和许多其他先前存在的知识的表现形式时所造成的大多数错误的根源。” [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 [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200页。 * * 杜威:《我的教育信条》,载于[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赵祥麟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在《我的教育信条》中,杜威是先讨论了“什么是教育”,在建立了一种教育问题与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间的关联之后,才开始讨论“什么是学校”、“教材”、“方法的性质”、“学校与社会进步”等论题的。杜威曾说:“科学的组织的理想是,每一个概念和叙述都须是从别的概念和叙述而来,又须能引到别的概念和叙述上去。各种概念和命题相互包含,互相支持。这种‘引出后面,证实前面’的双重关系,就是逻辑的和合理的意义。” [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208页。 杜威于1894年来到芝加哥大学,被任命为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主任,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学科在逻辑上是关联的。杜威认为,教育问题实质上是伦理问题和心理问题,只有心理学和伦理学才能带领教育走出纯粹经验和单凭经验方法的阶段。他甚至认为,真正的教育家的实质标准,就是成为真正的心理学家和真正的伦理学家。 * 杜威:《教育科学的资源》,载于赵祥麟,王承绪编:《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284页 。 教育的目的是发展反省的、创造性的和负责任的思考。因此,杜威的全部科学观念,包括科学方法、科学目标,都直接与教育相关。这种相关无论是在广义上还是在狭义上,都是成立的。罗伯特?梅逊(1972)认为,二十世纪早期美国教育学说的发展进程可以理解为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争论上,即教育是否接受科学以及建立在这种科学基础之上的哲学的指导。杜威根据当时拥护公共教育的各种互相冲突的哲学观点,从中鉴别出了两个主要的立场:“我认为,如果要使教育不致无目的地漂泊不定,它只有在两条道路之间选择一条。一条道路是试图把教育家们引回到科学方法发展前几百年的那种理智方法和理想方面去。在经济上、情绪上、理智上普遍存在着不安全状态的时期,这条道路可能会取得暂时的成功。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人心都强烈地希望依靠固定的权威。然而这是与现代生活的一切条件相抵触的,因此,我认为朝着这个方向去寻求补救的办法是愚蠢的。另一条道路是系统地运用科学方法,把它当作是对经验中固有的潜在力量进行理智的开发与探索的模式和理想。 ” [美]梅逊:《西方当代教育理论》,陆有铨译,文化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2页。 杜威选择的是第二条道路,即“尽量利用科学方法,以便发展扩大经验的生长的种种可能性” 。杜威:《经验与教育》,载于[美]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姜文闵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 布里克曼:《世界教育家杜威》,载于单中惠编:《杜威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 夸美纽斯虽然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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