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者为何成为公共安全威胁.docVIP

失意者为何成为公共安全威胁 　　在中国的社会空间，城中村，大街上，工业区，火车站广场，农村里……时常会看到一些失意者。 　　以往的一个失误是：很多人把群体性事件看成了社会要“乱”的征兆，而不是它还远着的证据。 　　失意者冲击的不是国家所强有力地控制的秩序。或者说，冲击这一秩序的，并不是失意者―既然如此，他们会干些什么？ 　　一次次的公交纵火案、爆炸案、杀人案已经以血的教训作出了回答：有的失意者会危害公共安全，“报复”他们根据自己有限的智力模式和心理模式所理解的“社会”―那些离他们的生活并不太远，处境和他们差不多或略好于他们，不具备防御伤害能力的人。这些人几乎都处于中下层社会。 谁是失意者？ 　　“失意者”同时是一个社会学、心理学概念。面对庞大的社会人群，必须先问一下：谁是失意者？谁不是？ 　　毫无疑问，在成都街头拿刀追砍市民的凶徒李年勇，在厦门、杭州的公交车上纵火的陈水总、包来旭，以及在广州公交纵火爆炸的欧长生，都是典型的失意者。 　　在社会利益食物链上，这些凶徒都有一个很差的位置，社会经济地位低下。 　　李年勇，出身于四川农村，农民工，40多岁，一身病（非常可能有性功能障碍），并且还有一屁股债；陈水总，城市贫民，50多岁，数十年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包来旭，出身西北农村，30多岁，农民工；欧长生，出身于湖南农村，25岁，农民工。 　　按照成功学―或权力―资本意识形态―的“标准”，以上几个凶徒都是失败者，?丝中的?丝。 　　但失败者并不就是失意者。还有很多人也处于社会下层，在世俗眼光中也混得比较惨，比如老一代农民工、“90后”的农民工、仍然在农村里靠天吃饭的人、很多城市贫民。他们并不是失意者。原因在于，虽然在社会利益食物链，和社会价值排序上他们都处于低端，但他们已经认命，或者仍然感觉未来在向自己打开。认命和有希望，都不是失意者的风格。 　　很多大学生也感觉失意，频频抱怨没爹可拼，甚至一些中产人士、官员都牢骚满腹，他们是不是失意者？回答是否定的。他们的制度地位和市场地位，以及社会地位并不算低，在世俗眼光中并不被视为“失败”。同时，他们的抱怨只是在排解情绪，一种心理上的“语言疗法”，而不是因自身低下的社会位置，产生对这个世界的怨恨。这帮人在没有学历、没有权力、没有高薪的人面前，还是很有心理上的优越感的，这是事实。 　　就是说，失意的情绪谁都可能有，也许还一直有，但是，失意者和一般人不一样，他们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动物和心理动物。他们的失意不仅是从自己的处境，从社会主流的眼光，而且是从自己的整个存在里产生。 　　一个有失意情绪的人，和一个失意者，在心理结构上完全不同。前者心理受挫，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希望，失意情绪起到的是对他们的心理的保护作用，是在疗伤，避免因为压抑而进一步畸形，但对于后者来说，他们内心深处已感觉自我败坏得一塌糊涂，无力改变，而又极不甘心，失意情绪从心理功能上说，不是疗伤，恰恰是更加让他们体验到已败坏的自我。这会严重威胁他们的心理生存。因此，要进行心理保护，在智力模式和心理模式上，他们必须修改自己和世界（社会）的关系。他们会心理很不平衡，会认为这个世界欠他们的，并对抽象的社会产生怨恨―所有的失意者，都有一颗失衡和怨恨的心。 　　失意者的涌现，同时是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所生产出来的，缺一不可。失败必须加上独特的心理保护机制，才可能完成一个人从处于底层的失败者向失意者的转变。 　　印度，还有古代中国，社会底层也相当庞大，但由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可以合理化一个人的处境，并没有那么多的失意者。中国历史上，也爆发过无数次农民起义，但这些人是绝望者，而不是失意者。 　　失意者不必然是现代性的产物，在现实中并不平等的现代社会，却最容易产生失意者，因为人们最容易心理不平衡。 为什么怨恨？ 　　一个人成为失意者，就会像李年勇、陈水总、包来旭、欧长生那样在大街上、公交上“报复社会”吗？并不尽然。 　　前面说过，当失意者面带怨恨地走来，并不是去反抗强者，冲击国家权力强有力控制的秩序，而是“报复社会”。但是，存在着两种“报复社会”的方式，它们并不一样。 　　先说一下，为什么失意者不会去反抗强者―这一点恰是很多也有失意情绪、也有不满的人所期待的，但不好意思，只能落空。 　　原因很简单。失意者是一群在心理上感觉到无力的人，唯一让他们感觉到有力量的，就是他们的心理不平衡和怨恨。他们的心理生存就靠这些心理能量撑着。但是，他们是高度原子化，而且相互有心理防御的个体，碰到强大的秩序，这些心理能量的冲击力不值一提。反抗强者会让他们有更可怕的失败和无力感，心理上还有危险，而这正是他们努力摆脱的。 　　所以，失意者当然不会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中心人物”。他们只对群体性事件能够让他们有机会发泄和打砸感兴趣。 　　很清楚，失意者的第一种“报复社会”，是心理上、精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