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鲁迅文坛恩怨.docVIP

徐志摩与鲁迅文坛恩怨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率直而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秉承英国绅士的生活方式，追求有小资情调的闲适生活，飞机失事不幸结束了他浓情而感伤的短暂生命。与此相对的是，鲁迅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面旗帜，他长期生活在批判和忧思中，对现实和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疾病的侵袭让他过早离开了人间。风格迥异的两人在文坛上的交锋虽然为数不多，却折射出现代文学的复杂现场和人性中固有的矛盾。 　　 初次“交锋” 　　徐志摩和鲁迅原本难以出现正面交锋，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生活的天地和结识的人群存在很大差异。但在一本刊物上，由于各自不同的观点，他们终于有了次不愉快的“相逢”。 　　1924年12月1日，由周作人、钱玄同和孙伏园创办的《语丝》杂志，刊登了徐志摩翻译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中《死尸》一首，在译诗之前，有一段徐志摩阐述音乐的文字：“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琢磨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琢磨的灵魂……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干脆的Mystic，为什么不？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无一不是音乐。”徐志摩的音乐观充满了泛神论的色彩，阐述说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奏，诗歌更是如此。 　　后来他在介绍济慈的《夜莺歌》时，似乎专在介绍济慈诗作中的音乐性，于是丢弃了原文的形式而只顾引领读者进入充满神秘乐感的世界。徐志摩在《济慈的夜莺歌》一文中说，济慈作品中的音乐具有无穷魔力，人的灵魂会被它的“沉醴浸醉了，四肢软绵绵的，心头痒荠荠的，说不出的一种浓味的馥郁的舒服，眼帘也是懒洋洋的挂不起来，心里满是流膏似的感想，辽远的回忆，甜美的惆怅，闪光的希翼，微笑的情调一齐兜上方寸灵台”。音乐使人充满无限幻想，徐志摩对音乐的欣赏决定了他偏爱音乐性强的诗歌，因此他翻译诗歌时也尽量使译作具备音乐的灵动感，除了少数几首诗歌外，徐志摩的译诗基本上都具有较强的自然音节，并且注意韵脚的使用。这种处理诗歌音乐性的办法在徐志摩的创作中使用得也很普遍，比如《再别康桥》的首尾两节便是采用相似的诗行来造成复沓的音乐效果。 　　正是对诗歌音乐性的强调，徐志摩在《死尸》译作前言部分表述说翻译会损害原诗的音乐美：“波氏的《死尸》是‘最恶亦最奇艳的一朵不朽的花’，其音调和色彩像是夕阳余烬中反射出来的青芒，辽远而惨淡，一般的语言很难再现这种意趣……翻译当然只是糟蹋。”他认为，倘若真要把一首在原语国非常出色的诗歌翻译到异质的文化语境中，即便译作看上去仍然是一首诗的形式，但原诗的神韵却会在语言的转换中几乎消失殆尽。因此徐志摩认为他用现代汉语翻译的《死尸》就是“仿制了一朵恶的花。冒牌：纸做的，破纸做的;布做的，烂布做的。就像个样儿，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所以也没有他那异样的香与毒。” 　　鲁迅是《语丝》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他看了徐志摩的文章之后，觉得徐志摩将音乐性描述到了如此神秘的地步，不免有些夸张和扭曲。于是写下了《“音乐”？》一文，1924年12月15日刊登在《语丝》第5期上，对徐志摩高深莫测的“音乐观”加以调侃。鲁迅的文章说，能在生活中到处听到“绝妙的音乐”的人应该是神经出现了问题，产生了幻觉，将其“送进疯人院”也不足为奇。 　　远在国外的刘半农，收到周作人从国内寄去的《语丝》杂志，先看到徐志摩的高论，不禁生出几许异议，后又读到鲁迅的文章，写成《徐志摩先生的耳朵》一文。刘半农在海外学习音韵，对于文字的音乐性话题比较敏感，他对徐志摩阐述音乐的文字不敢苟同。他风趣地说，如果徐志摩高寿后百年归世，“我刘复幸而尚在，我要请他预先在遗嘱上附添一笔，将两耳送给我解剖研究”。 　　鲁迅难道真的反感徐志摩阐述音乐的文字吗？以普通人的处理方式而论，一般不会无故讥笑别人的文章，除非文章的作者干扰了自己的清闲。想当年，徐志摩从英伦回国后，到处投稿，四处交友，崇尚爱情等等，这些行事作风与鲁迅格格不入。因此，恐怕不是徐志摩故意招惹鲁迅，而是鲁迅不喜欢像徐志摩这样的人，又反感徐志摩对于音乐的夸张表达，才会去写文章调侃。 　　鲁迅后来在《集外集?序言》说：“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鲁迅以一个文坛资深作家的身份，与向《语丝》投稿的年轻作家“开玩笑”，不欲让徐志摩在《语丝》上发文，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和真正的原因，恐怕没有人能猜透。 　　至于徐志摩这个方面，我们从他后来评价鲁迅文章的文字中，也能看出他对鲁迅态度的微妙变化。徐志摩在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刊文《关于下面一束通讯告读者们》说：“鲁迅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