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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法律的未来——江山访谈录作者：江山/萧瀚????　　主题：法律与法律的未来　　被访谈人：江山（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访谈地点：清华大学宿舍　　访谈时间：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　　萧：江老师，今天我想请你谈谈你的本行，就是法理学的一些问题，因为我很想让外界逐渐地了解你的法学思想。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对于其中的法律文化则几乎就是完全的照搬照抄，在法学领域我们差不多毫无创造力，但自从我看了你的著作以后，我很惊喜，因为我发现终于有人在建构一套全新的法理学体系了。　　江：我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思想，不过，长期以来我确实在思考一些法理学的最基本问题，今天我们可以围绕几个问题来简单地谈一谈。第一个问题是：法律的本质是什么？在我看来法律就是我们用来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它是最低限度的行为准则，因此它必然有强制性，这种强制性作用于人，就会使人很不痛快，甚至很痛苦，所以它是恶的，但是它又是不得已的恶，因为这种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制约另外的更为严重的恶。如果没有这种恶的存在，那么社会就会缺乏秩序，社会上就会出现更恶更可怕的事情，人们就会无法生存。因此，法律实际上就是人们为了生存而求助于最低限度恶行的一种无奈之举，它的本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以恶制恶”。　　萧：我很同意你的这一看法，法律确实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人们如果都能做到自觉自律，就不需要别人来管束自己了，那么法律也就不再需要了，只是人本身是有局限的动物，而且人常常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去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这时法律就会以最低限度的恶去限制它们。　　江：第二个问题是法治。一般说，法律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比如人治或政治性的法律、法治或契约性的法律、德治或伦理性的法律。人类社会已对这些作出过不断的选择，结果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的。依今天的标准，我们常常觉得西方的社会很有秩序，因为他们的法治很健全，他们善于以恶制恶。那么，法治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其实，法治就是小人政治，也就是以小人之道还治小人之身，或者说是小人或强盗心性的一种理性化和制度化。因此我们今天在谈法治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理想化、崇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法治是一种很低级的东西，我这话有些人可能不爱听，以为我在攻击法治实际上我只是在考察法治的另一面，我们常常被告知法治的种种优势，而往往忽视它的另一面。西方社会之所以重视法治是因为他们深知人性的弱点，人性是恶的，康德就认为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我很赞同他的观点。人们正是看到人世间的种种恶果乃是来源于人性本身的恶因，所以才会想出种种方法来遏制，法治就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法治是完全建立在对人性的洞察基础上的。霍姆斯就曾经说过，立法者应当从罪犯的角度出发，这样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弥补法律的漏洞。这是非常典型的小人政治，我这么说，并没有丝毫贬低法治的意思。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唱高调，用治理君子的方法来治理小人，所以就很难避免混乱。制度发明是人类自为的一种创制，但一种理性化的制度文明却是西方人的独特贡献。　　萧：那么你是否可以稍微具体地谈谈中国古代社会的法文化，尽管这方面的探讨已经不少，但是我还是非常想听听你的一些看法，因为你常常会有一些不容忽视的新视角。　　江：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三个问题，即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法文化。我在《中国法理念》中说过，构成传统中国法理念的主要是三大支柱即礼法、仁法、理法。若要知晓中国的法理念、中国法的精神内涵，第一就要从“礼法”中去寻找。所谓传统中国政治学中的“治人之道”，非此莫属。治人之道，我的理解是，在以人身关系为主体社会关系的中国社会中，礼法以其规范性、强制性全面地设定了各社会成员的人身等级、地位，以及由此而可以作为或不可以作为的行为、行为责任，从而假定整体社会秩序，以确保宗统王权的稳定和人身等级关系的牢固；相应地，联系历代的“德政”来思考，德政则主要是要求统治者即立规人一要以宽仁的心态对待被统治者，以教化为统治方式，而不专司刑罚，要为民父母；二要自身以宗统天下之公心为务，以身作则，为民楷模。正是这种对社会成员的两种不同要求，分别强化了个体的社会责任，以达到全面社会治理的人为目的。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第二个基本支柱是仁法，它意在匡范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内在心理与精神，引导人们达到至善、至美的人格境界，以实现人类和谐合一的最完善秩序状态。这种内在人格的追求和价值实现的向往，即修身养性观念与人道大同的和谐观念，正是中国法的内在理念精神的基本范畴。客观上，它既补充了外在行为规范——礼法的不足，还淡化了暴力与专制政治方式的残酷程度。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第三个支柱是理法，理法的本体论依据是宋明理学，朱熹是其中的集大成者。理法作为一种自然法，同一般自然法相比，其与哲学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这种法的体系，不是就事论事的结论，也不只是世界本质的再现，而是本体论与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