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银行通信录》-谈企业报刊作用20141215.docVIP

论《中国银行通信录》，谈企业报刊作用 ——纪念中国银行创办报刊100周年 马学斌 前 言 诞生于1912年的中国银行(以下简称“中行”)，引进、学习西方银行经营模式和手段，建立健全银行规制，积极拓展业务，其间，不仅产生了宋汉章、张嘉璈（即张公权）等一批中国最早的银行家，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产生过极大影响；而且还在近代报刊业尚处发展初期时，就“仿各国银行通信录之例”，率先在中国的银行企业内创办了《中国银行通信录》，运用企业报刊来加强银行管理，指导经营业 务，成为银行发展的推进器，对中国初期银行业向近代银行业迈进，也同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企业是物质和文化的载体。一部完整的企业发展史，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企业办报刊，属企业文化建设的范畴。百年前的中行，为何在借鉴和推行西方银行科学管理方法的同时，又先人一步，创办报刊，探索和实践企业文化建设? 早期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雏形——《中国银行通信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给今天的银行留下哪些有益的启示？……目前，尚未发现有关《中国银行通信录》的只言片语介绍、论述。这样一份重要历史刊物竟湮灭在历史中，险为世人遗忘！本文拟拂去百年尘埃的一角，以窥全豹，稽古鉴今。” ，亲自创办和编辑的一份刊物。张赴京任职总行后，该刊转上海銀行公，《银行周报》近代中最早由金融，诞生在中行的襁褓中，也应属中行的一份荣耀。有关史料载有详情。，编辑员（后称“编辑主任”）负责日常编务。编辑人员历经3届：前期是程良凯、汪振声、范绍濂；继者为卞寿孙、谢霖、蔡汇东；后期是林葆恒、居益鋐、李鸣谦。经查，上述9人竟均系学有所长的早期“海归”、银行经营管理的行家里手，且均为民国年间闻名遐迩的人物。 其中：汪振声1904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应试清廷，被授予法政科举人，殿试授内阁中书，任大清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任民国北京政府审计处审计官等职。日本明治大学攻读商科，获商科学士学位。回国后，应试经济特科，清政府收入商科举人学衙。在中行之后，曾任《中央银行月报》主编。 编辑员蔡汇东，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党人。留学日本期间，曾在杂志发表《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抨击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批判清政府的投降行径，呼吁国人救亡图存，日本政府以“有害公安”罪名没收全部杂志。该文被史学界称为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的一次重要舆论活动。辛亥革命中，蔡出任黄兴战时总司令部法官。辛亥后，加盟中行，专职编辑《通信录》。 其他几人，如：卞寿孙1906年入美国白朗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获哲学学士学位总稽核范绍濂， 1904年由清政府选派留学美国学习法律”的“分行、号、所”，由此成为一完整的组织，自然提高了企业运转效率；各分支机构的问题、诉求，得以及时的沟通和回应，维护了日常的经营秩序；将“业务上会计上，同人应知之事实，应具之智识，灌输于同人”，等于长年开设培训班，对提高行员业务素质意义非凡；分布各地的行员，有了上下左右互通声气的园地，促进了内部协调，增强了企业凝聚力；在资讯不发达的年代，经常介绍国内外同行业信息，显然有益于行员开阔视野；等等。总之，《通信录》伴随中行渡过从破土萌芽到快速成长的重要历史时期，在通讯、交通落后和科学管理手段匮乏的年代，它成为银行家驾驭企业的重要工具。 另外，《通信录》，77期，洋洋洒洒，留下来许多从业者和他们活动的真实印迹，为百年后的人们了解民初的银行营业提供了鲜活的影像。它翔实刊载了民国初期发生的大量银行业务运营资料和维系银行正常运转的各项规章制度文本，记录了一些如首创采用“总管理处”组织法等重要史实，成为研究早期银行经营和体制演进、沿革的珍贵历史文献。《通信录》在办报实践中注意总结得失，改革栏目和内容，对银行业如何办好报刊做了有益的探索；它的栏目设置成为银行企业报刊内容的雏形，为后来大量创办的银行报刊提供了样本。因此，《通信录》是近代中国金融发展史的见证者，中国银行业报刊发展史的奠基者。 百年中行，办刊百年。从1915年首创《中国银行通信录》到1949年办《中行职工》，中行在民国期间经办各类报刊30余种，历史绵延30多年，贯穿该行在此期间的全部发展过程。其间，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重视程度不亚于日常经营业务，充分体现了银行企业和银行家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对文化建设的不懈追求。纵观中行报刊史，从将《通信录》当作企业管理工具，到后来办《中行月刊》（1930.7-1938.12）时开宗明义要体现“团体精神”、办《中行生活》（1932.5-1935.？）时又明确强调要作为“家庭通信机关”，反映出银行家由对“物”的管理向“以人为中心”的 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中国银行业务会计通信录例言》，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中国银行业务会计通信录》，民国4年1月15日第1期，第1页。 张公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