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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第一节 楚文化与楚辞 一、楚国与楚文化简介 《史记·楚世家》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语涉神话传说时代事，难以稽考。他们在夏商时期往南方迁徙，一直到周代初年，始定居于“荆蛮”（也称“楚蛮”）之地。周成王时，封芈氏后人熊绎于楚蛮，为楚子，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始立为国。春秋时，楚开始兴盛，周桓王十六年（前704），楚君熊通自号武王。其子文王熊赀（ zi）始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已成为独霸南方的大国。 楚以“蛮夷”自称，中原人也称之为“南蛮”、“荆蛮”。楚文化除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外，其变异性极为突出，无论在地理、物产、风俗、民情、服饰、制度、语言、音乐等方面，都呈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 楚地风俗，民神不分，特别在宗教方面，“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 桓潭《新论》记载：“楚灵王简贤务鬼，信巫觋（xi，男巫师）,祀群神，躬执羽帗（bo）,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乐神明，当蒙福祐，不敢救民。’” 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战国策·楚策一》） 秦国变法成功，由秦惠文王到秦昭王的鼎盛时期 。 楚国变法失败，由楚怀王到顷襄王这个由强变弱、由盛转衰的时期。 第二节屈原的生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怀王于十六年，支持屈原变法图的主张。 屈原在内政上，以尧舜禹汤为楷模，主张举贤授能，修明法度，限制旧贵族的特权，富国强兵。 在外交上，主张合纵的策略，联齐抗秦，一心想辅佐怀王“治国”，“平天下” ，这正是他的“美政”理想。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三闾大夫昭、屈、景三氏的宗族事务 怀王在十七年，为图“商於之地”，被张仪欺骗而恼怒攻秦，两次都遭到惨败。于是复用屈原，但屈原这一时期身为三闾大夫，已经无力左右朝政。怀王二十四年，秦昭王初立，厚赂于楚，楚又背齐亲秦。屈原切谏不听，被流放于汉北。 《抽思》、《思美人》和《离骚》等作品，表达了作者“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史记》本传）的心情。怀王三十年，秦攻取楚国八城，胁迫怀王到武关（今陕西商县）会盟，三年后死在秦国。 顷襄王即位，以弟弟子兰为令尹，对秦完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将屈原赶出朝廷，屈原开始了长期的江南流放生活。 顷襄王二十一年春，秦将白起率领大军攻破郢都。 《哀郢》：“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 楚王祖坟被毁，在极端悲愤与痛苦之中，“乃作《怀沙》之赋，遂自投汩罗以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于是怀石遂自沈汨罗以死。 屈原的作品 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记载，屈原作品的篇目为：《离骚》1篇，《九歌》11篇，《天问》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和《渔父》各1篇，共25篇。其中《远游》、《卜居》和《渔父》3篇，后世学者多怀疑其不是屈原的作品。 2、屈原的思想（主要是其政治思想） 屈原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其“美政”理想。具体表现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 屈原美政理想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如：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楚辞”的含义 楚辞一般包括诗体名和书名两种意义： 前者指诗歌的文学体制而言，是指战国后期以楚国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创作的一种带有楚国地方特色的新的文学样式，宋人黄伯思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即“楚辞”体，因《离骚》之名，又称“骚体”。 后者指诗歌总集而言，刘向在西汉末年把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与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等人的辞赋以及刘向本人写的《九叹》汇编成集，定名为《楚辞》。 2、“楚辞”产生的文化渊源 （1）从楚辞的内容及艺术形式特色来看，它与楚地的原始神话和信鬼祀神而崇奉巫风的习俗（宗教活动）有密切的关系。 （2）楚辞的产生与楚地的乐曲和民歌也有着密切关系。 《论语·微子》所记《楚狂接舆歌》：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孟子·离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