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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胡绳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 　　胡绳，是我国理论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前辈。我们这些通过“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多少人是读着他的著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最早在历史认知和史学理论方面得到启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胡绳同志是带引我们步入史学领域和理论研究大门、非常令人敬重的 　　导师。 精湛的史识 　　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以后，我有幸在胡绳主任的领导下，参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亲身感受到胡绳作为大历史学家，对近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的透彻观察，对历史脉络、历史线索和历史细节的清晰把握；作为大哲学家，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的高度统一，对人类命运和社会演进规律性的深刻洞察力。他站在历史哲学的层面，尤其注重把握不同时代特征，独特历史特点，深层社会背景，人文精神的周密观照及深度开掘。这一切，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可以说终身受益。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编写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时，胡绳总是要求我们对历史的叙述要十分严谨。比如写建党时期的中国工人阶级，说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他认为写得太满，恐怕那时还只是有改变生活状况、悲惨命运的要求，有革命的倾向，易于接受革命的宣传，但这离革命还有一段距离。像干柴一点就着，但要有人去点。依此类推，说中国农民有很强的革命精神，也应改为“有斗争精神”；说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革命”，恐怕应当说“迫切要求改变现状”为好。这样的字斟句酌，处处体现了胡绳严谨的科学态度。他很强调在写严肃的史著时，不要把“革命”的含义过于泛化，要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它。 　　胡绳非常注重把有关史实放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评述。比如讲到党的第一个纲领，说它对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还未认识清楚，词语里像是指点前贤，似乎本应认识清楚而不去认识清楚。胡绳指出，这里甚至可以说党在幼年期，是不可能认识清楚的。又如讲党的一大“在策略问题上的规定也不够周全”，他认为这不是周全不周全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党的纲领上就不可能有清醒认识，所以要讲“当然也不可能正确地解决斗争策略问题”。 　　在人物评价上，胡绳很强调要客观、公道。比如书稿里引述陈独秀的文章，只引他说民主革命胜利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一句，但原文其实还有别的话，说了“在特殊情况下可能有新的变化”，虽然还是承认资产阶级能获得若干政权，但如果不去完整地引述陈独秀的话，是不公道的。胡绳概括说，总之，在这类问题上，要尊重客观事实。共产党像一个婴儿，刚刚诞生确实不能跑，但不要写成生下来就应该会跑而没有去跑。不要苛求前人，不要带有责备的意思。 　　对上世纪2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胡绳历来不同意把梁启超、张东荪这些人讲得百无一是，不堪一击，只有“败下阵来”。198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的一次讨论会上指出，张东荪的有些论述还是有一些深刻性的，比如他说“伪劳农主义”是有一定危险性的。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党来说，确应引起警惕。当然后来我们分清了革命的两个阶段，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比较稳妥。但即使这样，还是出了“文化大革命”，出了“四人帮”，这实际上是一种流氓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搞成封建的法西斯专政。所以，张东荪说的那种危险性是值得警惕的，而且在党的历史上确实发生了。正因如此，我们书中对那场社会性质的论战不能说得太简单了。 　　胡绳认为，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批评初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看似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就其总体来说是错误的。其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他们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应当一心一意搞资本主义。而参加论战的中国初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其弱点在于，对中国社会状况还缺乏全面的了解，因而不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从国情出发，论证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还要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胡绳认为，要驳斥梁、张等人的观点，需要做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而不能只是痛斥资本主义的罪恶，并以此来说明中国应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这样就染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 　　胡绳的逻辑结论很明确，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其根本点就在于要把公有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消除思想理论上伪劳农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或称民粹主义由以产生的根基，以防止缺乏社会化大生产物质基础的“穷过渡”，即搞“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当年我们听胡绳这样讲，还不懂得其中的深意所在。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胡绳出于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亲自动手，不计毁誉，非常执着地研究了我们党历史上民粹主义的影响问题，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