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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神话之于文学、美术、电影、戏剧 　　重述神话的文学意义与路径 　　汪涌豪（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中国古代神话作为先民的认识史，以一种强大的统摄力量，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原始的精神动力，成为民族习俗、信念和制度的来源。说起来，中国原无神话学的研究传统与范式，“神话”一词也是从日本舶来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神话研究的专著是由俄国人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于1892年完成的。在《中国人的神话观与神话》一书中，他最早提出“中国神话”的概念，并对其产生、演变和分类，其与五行的渊源以及与儒道两家和民间信仰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提到了神话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但自1902年梁启超《论历史与人种》一文首用“神话”后，从王国维、夏曾佑一直到章太炎与周氏兄弟，无不对之倍加关注，进而把它用为启迪民智的工具，引入历史与文学领域，用来张扬中华民族的发源广远与创造力、想象力的博大。所以其意义不尽在增进了对上古文化遗产和先民集体无意识的了解，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神话一样，那些在神圣空间创造出的人物与故事，因反映了人最深刻的诉求，暗示了人对自身命运及世界秩序的根本认知，当将历史认知与审美体验结合在一起作重新审视，是可以看得到一个民族的原始信仰与行为方式的成因以及一个民族文化精神与文学创作最隐秘的印记的。它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不仅制约着文学创作的精神性品格与创作方式，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文学的未来方向，对中国文学自身的再认识与再出发以及融入与应答世界，也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今天，立足于跨文化交流的语境，通过创生改写，以期发见其当下意义的“重述神话”工程在全球范围都有展开。如2005年，在“新神话主义”文化思潮影响下，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就发起过重构神话的工程。作为这一工程的组成部分，中国作家苏童、叶兆言、李锐和阿来分别以孟姜女寻夫哭长城、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白娘子报恩被收和格萨尔称王四个经典神话为蓝本，通过拟写、颠覆与重构，创作了《碧奴》《后羿》《人间》和《格萨尔王》等四部小说。其成功的实践固然基于作家过硬的写作素养，但神话作为创作之源，其内容的丰富、主题的神圣与格调的崇高，无疑为这种新的阐释空间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想到，在全球化无远弗届的当下，中国作家的神话改写，乃至中国文学对本民族神话的汲取与发扬如何做得更好更到位，实在是一个需认真对待的问题。 　　众所周知，作为孕育欧美文学的母体，希腊罗马神话对西方文学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自文艺复兴开始，莎士比亚、弥尔顿、雪莱一直到肖伯纳、厄普代克等，都曾以此为素材展开创作，或借以比喻、暗示人物的命运，大量神话用语、典故，像“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Heel）、“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s Box）和“特洛伊木马”（the Trojian Horse），更成为彼人的日常用语。但基于社会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不同，中西方神话终究具有不同的特质。 　　譬如，西方神话中众神大抵不以道德的化身出现，相反都有凡人的欲望与情感――宙斯的风流，赫拉的嫉妒，赫尔墨斯的虚荣与美狄亚的背叛，都提醒人神实具有很强的世俗性，其张扬个性，放纵原欲，甚至放荡至于乱伦，这使得那里的神话从某种意义上更像“人话”。但中国古代神话中诸神具有与生俱来的恒定神性，是人所敬畏的高媒与初祖，像盘古?_天辟地，死后眼睛变为日月，手足身躯变为大地、四极与五岳，血液变成江河，头发变成星辰，所带出的浓厚的神秘色彩，使其显得更像“神话”。 　　与此相联系，西方神话通常崇力，赞美“力拔山兮”的力者，他们血统高贵，通过力战取得王位。中国神话不同，神大多没有高贵的血统，也不太在乎出身，《山海经》载“后土生信，信生夸父”，身世可谓显赫，但神话对此不多夸饰，而更崇德，专注于神的严以律己，洁身自好，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救世拯民的情怀和克己奉公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通常不以征服者的面貌出现，而多是美德与贤能的化身。当然，像盘古、夸父等都具神力，但就神话的关注点而言，大多在大禹新婚四天离家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然后通过禅让继位的德性上。以至即使共工、蚩尤等凶神，也少有西方诸神那样严重的道德瑕疵。 　　还有，受地域特质与海洋文明的影响，古希腊神话多写自然对人的惩罚和人对神的抗争，神三番五次想毁掉人类，而人偏能为大自然的伟力反激出不屈的斗志，在此过程中，一种“人神对立”的观念得以逐渐形成。相比之下，封闭的生存环境与农耕文明使得顺天而行、与天合一与天道循环、和谐有序成为华夏初民的思想主宰。大自然幻化的诸神在其眼里，首先不体现为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更多成为可以给人带来福祉并能促进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道德力量。因此，在这里人神并非截然对立。 　　再有，古希腊神话截然以男性为主角，虽说有代表智慧的雅典娜，但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