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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域文化资本的经营 　　摘要：21世纪以来，我国旧城更新实践迈入了“保护”与“更新”融合平衡发展时期，而在当今倡导城市修补的新常态阶段，对城市传统文化资产的态度从“保留为主”逐渐转向“资本积累、良性经营”。以广州旧城为研究范本，探索地域文化资本在旧城更新背景下活化和经营的路径：从地域文化资本积累的角度，需搭建一个从中观统筹的地域文化资本挖掘与认定到微观实施的地域文化资本激活与复兴的经营框架，来对接现有保护规划及更新规划体系，以此共同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地域文化资本；旧城更新；经营策略；广州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8.01.012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更新作为城市建设的技术手段，大规模的拆旧建新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经济回报，然而却令中国城市灭失了个性变得“千城一面”。随着中国逐步深入参与全球化，城市更新的目标趋向多元与综合，城市建设中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成为了旧城更新的重要议题。在更新理念上，则从保护传统文化物质空间的“新陈代谢”、“有机更新”渐渐转向活化传统文化物质与非物质空间的旧城复兴。 　　如今我国已经逐步迈进新常态下的城市修补时期，有别于此前的城市更新，城市修补更加强调延续城市文脉，保留城市文化特色①，活化城市文化资产。这意味着在旧城更新实践上，更新思路、改造策略以及相应的规划管理制度亟需转变与优化，让旧城中那些象征着城市灵魂的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整座城市的文化资本。对此，本文将以文化资本及其相关理论为切入点，以广州为研究范本，在实证检讨的基础上，思索基于地域文化资本活化与运营的旧城更新路径。 　　广州，这座拥有2200多年建城历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自秦汉至明清年间，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广州融汇中外文化之精华，形成了独特的岭南文化，凝结成了众多文物古迹。截至2015年底，广州有国家、省、市三级文物保护单位681个，单体文物4 298个，登记保护文物单位3 157个。[1]此外，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广州，城市发展建设水平位于我国前列，旧城更新经验相对成熟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此基础上对广州旧城更新路径进行再思考与探索，将为我国地方城市建?O中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实践提供重要而普遍的借鉴价值。 　　一、城市中的文化资本理论 　　（一）与经济资本特性相似的“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进行扩展后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布迪厄通过“文化资本”揭示了社会网络中不平均的资源和权力分布以及行动者间不平等的竞争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文化资本”与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资本一脉相承：它们是积累的结果，能够自我增值并具有可传递性；它们同样具有物以稀为贵的特性。但“文化资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并非“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2]“文化资本”有三种形式：具体的状态（以精神与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如书籍、图片、词典）以及体制的状态（以客观化的形式，如学术资格）。[3]除了“文化资本”，布迪厄还将资本划分为另外些类型，即“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并探讨了彼此之间的转化关系。 　　布迪厄对文化的“资本”特性的揭示催生了大量对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一方面，对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两者的关系进行剖析。“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这种积累紧接着可能会引起物品和服务的不断流动。[4]因此，只有其中经过社会的交易、流通、服务等领域，从而产生价值增量效应的那部分文化资源，才可称为“文化资本”。[5]另一方面，进一步研究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途径，如以“文化资本”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6]倡导文化市场培育以及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创意产业等。[7] 　　（二）作为城市发展文化动力的“城市文化资本” 　　21世纪，国内学者张鸿雁将“文化资本”理论从社会学领域延展到城市研究领域，并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城市文化资本”在一定意义上是强调城市业已存在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财富的“资本性”意义。[8]与“文化资本”不同的是，“城市文化资本”的本质是公共财富的制度性安排和历史结晶，具有典型的公共价值。[9] 　　张鸿雁以“城市文化资本”来研究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议题，将“城市文化资本”作为城市的“文化动力因”，并从城市宏观层面、城市系统层面提出了以城市形象系统为核心的研究框架。城市形象系统具体包括城市理念、城市行为以及城市视觉三个子系统，通过对这三大子系统的整体构建来塑造城市的个性、提升城市总体价值与核心竞争力。张鸿雁在“城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