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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耶稣会士西学东译活动的评析 　　明末，以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c Ricci）与中国士大夫徐光启合作译述《几何原本》为肇始，掀起我国历史上自晋唐佛籍翻译以来的第二次翻译高潮。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其称之为学界该“大笔特书”的“明末大公案”，是“中国学术史上中外“智识线”的第二次接触。正是这段科技翻译的历史，对明末清初乃至以后的科学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然而，令人生疑的是：耶稣会究竟是何组织？它的传教士为何不畏艰险远渡重洋舍身入华？入华后又为何满腔热情译介西方科学，传播中国文化？难道这些智慧超群、博学多才的耶稣会士真的是善心大发，来中国“传学”？逻辑上难以使人信服。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通过查阅明史、耶稣会史、日本史、翻译史等相关文献和记载，整理成这篇文字，以帮助大家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地理解这次翻译高潮的背景。 　　一、耶稣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1、西欧宗教改革 　　基督教自中世纪以来就是欧洲最有势力的国际组织和封建堡垒，它既是西欧封建主阶级的精神统治工具，又是各国最大的封建领主。其最高机构是以罗马教皇为首的罗马教廷，各国教会均直接受命于教廷而不受所在国政府统治，以致形成国中之国的局面。教会在政治上干预各国内政，阻挠各民族国家统一进程；经济上以种种手法剥削各国人民，精神上禁锢人们的思想，而其内部又腐败不堪。教会的倒行逆施引起欧洲人民的强烈不满。德国因被罗马教廷残酷剥削而被称为“教皇的奶牛”，甚至通过大肆兜售“赎罪券”疯狂敛财。所以，16世纪20年代发端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很快就席卷瑞士、法国等许多国家，对封建的基督教会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使其发生分裂，涌现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新教派。 　　2、罗马教会的反宗教改革 　　罗马教廷不甘失败，发动了反宗教改革运动。包括整顿组织内部，革除内部弊端，停止出售赎罪券，惩治贪污腐化，加强对神职人员监督；坚持教皇至上，对新教寸步不让，召开宗教会议，宣布所有新教都是“异端”；加强宗教裁判，扩大惩治范围，加紧打击“异端”。 　　罗马教皇保罗三世（1534～1549年）为了扭转教权危机，加紧了进行天主教会的改革和阻挠、镇压新教宗教改革的活动。保罗三世积极整顿天主教会内部的弊端，惩办贪污腐化，以及渎职和严重违犯教规的教士，不再增加神职人员的薪金待遇，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停止兜售赎罪券等。1542年在意大利设立了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即“异端法庭”。对有异端嫌疑的人，严刑逼供，或处以没收财产、监禁，或加以放逐，甚至火刑焚死。这一类异端法庭不久在许多国家内相继建立起来。宣布所有新教都是异端，天主教的教条完全正确，教皇是教会的最高权威。教皇很重视对一切出版物的严格检查。1543年?M成了查禁书刊的主教会议。经常开列“禁书目录”，严禁天主教徒阅读，许多伟大著名的科学著作，均列入“禁书”之列。不断加强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加紧对异端的迫害，还增设神学院，培训为天主教会忠心服务的神职人员。 　　3、耶稣会和耶稣会士 　　宗教改革运动的严重打击使天主教会正面临着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半壁西方世界背离了旧教，或行将分裂出去。这使得欧洲天主教产生了进一步向海外传播、培植势力和占领地盘的愿望和需要。“在欧洲失去的，在海外补回来”。在此背景下，西班牙人罗耀拉于1534年在巴黎创立耶稣会，1540年获教皇正式批准。并很快在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建立分支机构。耶稣会亦称“耶稣连队”，为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组织上仿效军事模式，纪律森严，机构严密。必须做到“绝对服从”，强调为“愈显主荣”而战，故曾有梵蒂冈的“黑衣卫队”之称。耶稣会成立后的首要目标就是积极参与天主教的海外传教活动，“让全世界都服从罗马教廷”，其重点是亚洲和美洲。耶稣会竭力主张“教皇权力绝对主义”，在世俗社会，实行君主专制主义，但一切君主必须服从教皇，君主只是教皇在俗世的代理人。耶稣会特点非常鲜明：强调对教会和会长的绝对服从以及对天主坚定“纯正的信仰”，而会士要“象僵尸一样，没有自己的意志和知觉”；注重传教经验的总结和反思。会士们对当地情况要努力理解深入调查，制订灵活适当的政策，并以书信和报告的方式向总会汇报经验；大力兴办教育事业。1580年，耶稣会已有学校144所，1599年发展到245所；取消修院制度和统一着装的规定，其传教活动不是“遁世”而是“入世”，与社会发展保持紧密接触和联系，甚至关注并参与现实政治，并施以影响，是罗马教皇的“近卫军”。 　　耶稣会对会士的选拔和培养非常严格。为了使会士能有效地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特别注重会士本身的教育和学术能力的培养。这种培养往往长达15年之久，故会士多才多艺，博学专精。会士培养课程有三年学习人文主义，一年学习人性哲学，两年学习修辞学，经过两年的见习后，开始学习哲学。第一年学习逻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