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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合规成本与高管变更 　　摘要：与以往从静态视角研究内部控制缺陷不同，转而从动态修复视角考察内部控制缺陷对合规成本及其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审计费用的显著增加相比，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并未显著引起企业销管费用的异常变化，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内控建设更倾向于“监管需求”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往往会导致高管的变更，而高管变更则促进了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并且这一结果在政府监管力度不断强化的环境下更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我国内部控制建设并未真正成为企业的“自律”行为，仍然需要强化外部审计与政府内控监管，另一方面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压力传递价值，有助于企业优化高管团队，强化内部控制缺陷修复，改进公司治理。 　　关键词：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合规成本；高管变更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5-0089-10 　　一、引言 　　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意味着企业面临潜在的风险，而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无疑会降低利益相关者与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信心，使投资者对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及可靠性、甚至对公司的发展和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怀疑，由此造成一些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不愿意及时报告缺陷信息（Rice和Weber，2012）[1]。而政府监管部门则通过强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以及督促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整改，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以防范和降低各类风险，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保护投资者利益。当面临政府监管时，企业可能采用“形式合规”和“实质有效”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而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是否会对下一期的企业合规成本产生影响？企业合规成本的付出是“形式合规”还是“实质有效”？ 　　内部控制监管要求上市公司必须针对自我评价和内部控制审计中发现的重大缺陷提出整改措施，并在下一年度的内控评价报告中对前期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是否完成整改以及内部控制缺陷修复情况作出报告。然而，这一行为受到企业高管层的重要影响。根据“高层梯队理论”，组织行为及其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高层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反映（Hambrick等，1984）[2]，企业高管及其权力配置会影响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效率（程小可等，2013）[3]。然而，在新兴加转轨的经济背景下，公司高管为了攫取控制权利益，会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导致内部控制的装饰性功能远远强于制度的约束性功能，这在高管权力集中的情景下表现得更为充分（Hambrick等，2007）[4]。因此这里的问题就是：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是否会导致高管的变更？高管变更之后是否意味着管理层的权力配置朝着有助于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方向发生变化，从而更好地发挥内部控制应有的作用，尤其是随着政府对内部控制监管力度的不断强化，是否更加有助于高管变化及其权力配置效率的提高对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作用。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以2008―2014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按照内部控制缺陷―合规成本―高管变更―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逻辑链条，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对上市公司合规成本和高管变更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高管变更是否有助于上市公司后续年份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以及政府监管在其中的作用。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揭示内部控制缺陷及修复对合规成本及其高管接替风险的作用机理。本文通过缺陷修复的研究，尤其是深入挖掘高管变更及其政府监管如何作用于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机理，既甄别了中国企业是否存在通过直接投入资源和改善公司治理来改善内部控制达到“实质有效”的需求，拓展了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经济后果的有关文献，也展示了内部控制作为企业风险管控系统的基本功能与免疫自稳能力，这对于内部控制的建设和改进具有强有力的实践指导价值。第二，构建内部控制缺陷披露静态与动态结合、内部与外部互动的治理机制框架。本文不是简单地继承以往从静态的视角、内部的视角研究内部控制缺陷导致合规成本增加的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从缺陷修复的动态视角、外部治理改进和政府监管制度变迁的视角，考察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与高管变更进而对公司治理、政府监管之间的互动作用，为内部控制风险免疫环境的优化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合规成本 　　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监管实施将给企业带来额外的合规成本，包括内部控制建设与信息披露成本、治理成本、审计成本和机会成本。国外已有文献发现，尽管遵循404条款带来的遵循成本相当高昂，但企业会采取各种措施以改善内部控制有效性。如积极改善公司治理机制，聘任更具专业经历或者资质的高管或者CFO等（Li等，2010；Johnstone等，2011）[5] [6]，又如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