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治理体系的重构.docVIP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治理体系的重构 　　未来一二十年，将是中国现代化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关键时期。2014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4.77%，预计2020年将达到60%，2030年将达到70%左右。随着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将完全从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转型为城市文明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城市格局也会发生根本性的改观。这一艰难的“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将给传统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带来制度性的冲击和挑战。这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也是社会治理问题，更是战略性的政治发展问题。城市化发展与农民工融入，将会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最大最复杂的治理难题。 　　一、 国际比较下的城市化与民众参与扩大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制度性载体，是文明因素集聚、互动的高效空间。城市化则是城市规模扩张和城市品质提升的历史性过程，是伴随工业化进程一路扩展的现代化现象。民主化则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随着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而逐渐产生的现代政治现象。 　　从近代最早的城市化与民主化发源地英国来考察。在1850年前后，英国的城市化率达到37%左右，这大概相当于今天中国“实际”的城市化率（如2014年，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4.77%；但按照户籍人口计算，2014年的中国城镇化率为35.9%，二者相差“18.9%”。{1}因为是把“农民工”在城里常住半年以上，就算作城市化率了。而英国没有“农民工”这种概念）。这个数据为什么很“好”呢，因为它更好地反映了中国今天的城市化样态和城市化进程。 　　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1850年前后英国的城市化率差不多。英国在1832年有一个关于议会制度的改革，扩大了“有选举权”的人数，其后在多次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宪章运动”的强力推动下，经过1867―1868年更大幅度的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改革，选民人数从原来的250万人增加到了350万人。{2}可以说，从1830―1880年，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扩展，城市人口快速增多的同时，以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市民，强烈要求政治参与以保障自身的各?N政治和社会权利，推动和重构了英国的民主体系，由此英国的精英民主体系平稳地走进了大众民主阶段。 　　再看美国和日本。美国独立以后，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断壮大。美国在1910年城市化率达到41%，在广大城市民众和工人、非裔美国人不断展开的社会运动的抗争下，1920年美国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获得通过，普遍的选举权终于彻底放开。{3}美国也大概是从1920年前后进入大众民主阶段。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日本在1938年时城市化率为38%；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创之后，有一个重新工业化，重新民主化的“二次现代化”过程，1946年以后，普遍选举权才得以全面落实。 　　对于后发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国家来说，从国家独立到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也是一个逐渐推进和展开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在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城市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扩大，同时政治体系对政治参与不断进行制度化吸纳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发展政治学界比较达成共识的看法是，在后发展国家，城市化、现代化、民主化比较成功、平稳转型的典型在东亚地区，东亚最有代表性的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正是韩国在威权体制推动工业化高速发展以后，韩国城市化进程渐趋完成时期，到1990年前后韩国城市化率达到82.4%，在城市化基本完成、社会结构基本稳定以后，放开民众政治参与，比较平稳实现民主化转型。{4} 　　中国台湾地区，经过20世纪60至70年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台湾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已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日益呈现，多元化的利益要求日益高涨，中产阶级逐渐壮大为社会的主体，在1986―1987年间进入了民众参与扩大和民主转型时期，到了1988年，台湾的城市化率超过80%，达到80.8%。{5}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本定型和完成，为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和民主发展奠定了稳固的社会结构基础。 　　近代以来，从世界各国和地区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城市化与民主化有着互动共进的历史相关性，这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表现得特别明显。这就是现代化进程在城市化基本完成以后，社会结构渐趋稳定，没有大量人口在城乡之间广泛流动，市民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体，此时就社会结构和社会成熟基础来说，可以开放政治参与的渠道，推进相对平稳的民主化进程，这样就能够避免出现社会两极博弈的对抗结构，避免长期陷入“民主化陷阱”而难以自拔。与之对照，泰国、菲律宾的城市化率就相对较低，一直徘徊于30%～40%上下，大量民众的过度政治参与而民主体系难以制度化吸纳，导致政治格局长期处于两极对抗的民主化动荡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