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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纠纷的多元治理 　　【摘要】　能否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纠纷治理机制，使各种社会纠纷尤其是群体性纠纷得到有效、合理的解决，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总体进程。因此，构建有效的群体性纠纷治理机制，以应对群体性纠纷所带来的问题是意义重大的时代课题。在当前研究中，多是定量研究而缺乏定性研究，描述性多而分析性少。政府公信力应成为群体性纠纷治理的核心内容。只有在深刻认识群体性纠纷的本质，其与政府公信力的关系的前提下才能在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基础上探讨群体性纠纷的多元治理机制。 　　【关键词】　群体性纠纷 政府公信力 多元治理机制 　　2012年3月5日汪洋同志在出席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时指出：“对乌坎村事件的处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人民政府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　[1]近年来，类似乌坎事件的群体性纠纷呈多发趋势，因此在党的政策指引下认真研究群体性纠纷的治理机制是保障人民利益与创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2]群体性纠纷治理机制如何设置直接关涉到社会纠纷与冲突的控制、社会主体权利的实现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发展。其合理配置对于保障个体的权利、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建立多元化的群体性纠纷治理机制，实现各种纠纷治理机制的功能互济、有机衔接与整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在群体性纠纷的多元治理中，政府公信力应当成为核心与基石范畴。 　　1.病理抑或生理？--群体性纠纷的理性认识 　　群体性纠纷是纠纷的下位概念，欲理性辨识群体性纠纷，必须考察其与纠纷之异同。纠纷是社会主体基于资源稀缺的客观事实，在相互交往中为追求或维护利益从而产生矛盾进而引起社会秩序失衡或创生的行为。它是主体相互行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运动过程。[3]群体性纠纷一词尚缺乏准确的学理定义。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而论，群体系由两人或两人以上互动的个体组成，具有稳定的关系与共同的目标，彼此认识到同属一群的集体。群体性纠纷是指纠纷主体一方或多方在多人以上，在社会交往中因共同价值利益诉求而生矛盾之特殊性社会纠纷。[4] 　　一般而言，纠纷往往被看作秩序的对立面。从此认识出发，容易仅把纠纷理解为对秩序的扰乱以至破坏，纠纷是秩序之外的对立现象。这种观念把秩序单纯理解为和谐的状态，而把冲突或对抗看作是一种“恶”。典型如我国传统的“和谐”观念。与之相近，在结构功能主义者看来，社会相似于活的生物体，社会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似乎在一起有条不紊地工作以保证整个社会的福利。体系的趋势是朝平衡和稳定的方向发展。社会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有增加这种稳定性的功能。[5]由这些观点推导，纠纷显然是社会的一种病理现象。但在肯定纠纷具有积极功能，并视纠纷为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的齐美尔、科塞、罗斯等冲突论者看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这些观点谬之千里。冲突（纠纷）具有以下机能：　（1）提高社会单位的更新力和创造力水平；（2）使仇恨在社会单位分裂之前得到宣泄和释放；（3）促进常规性冲突关系的建立；（4）提高对现实性后果的意识程度（5）社会单位间的联合得以加强。并指出这些机能的实现，能使社会整体的整合度和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得到提高和加强。[6]冲突论者显然把冲突视为社会的常态，是社会的一种生理现象。 　　综合上述，自应提倡辩证地分析纠纷与秩序之间的关系，从而理性地认识纠纷的本质。如恩格斯在阐述阶级斗争时所言：“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7]这段话虽是论述阶级斗争，但对于理解一般意义上的纠纷本质和把握纠纷与秩序的关系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秩序有其静态之一面，即人人都按正常社会状态下的“角色”和“相互期待”相互交往时，各种社会规则象空气一样潜在地发挥作用，秩序能够在保持和谐、均衡的前提下不断得到维护和再生产；但秩序亦有动态一面，即社会角色与预期的违背以及对这些违背所进行的处理和解决，也即纠纷的产生及其解决。这些纠纷内在于秩序之中，是构成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转换的，纠纷往往是生成新秩序的途径。因此，一味地否定排除纠纷，不利于对秩序的把握。群体性纠纷作为主体相互行为的社会运动过程，其功能和价值一方面通过其自身体现，但更重要的还是通过纠纷解决的过程来达到和实现的。在人类社会早期，解决纠纷往往依靠的是决定于人们力量对比的私力救济。随着公共机构的出现与强大，私力救济逐渐被以国家、政府、法庭、监狱等为表征的公力救济所取代。在此进程中，群体性纠纷的解决不应仅关注主体间的利益之争，更重要的是政府公信力的建立与强化。现代公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