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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中国的逻辑 　　[摘 要]现代国家建设必然包含两个历史行动：一是国家制度体系建设；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前者是根本性的，后者是决定性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一定是在既定国家制度框架下展开，与国家制度体系保持内在的有机统一。任何国家只有成功地完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才能达成真正的现代化。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展开，上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创造中国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应聚焦于基础制度建设。基础制度建设的成败决定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败。 　　[关键词]国家制度；国家治理；国家建设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5-0006-06 　　从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大历史来看，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三种政治形态：即先秦的封建时期、秦之后的中央集权专制时期以及辛亥革命之后的民主共和时期。每一个形态所创造的新结构、新治理与新秩序，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与动力。第一种和第二种政治形态都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内生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关联性。而第三种形态，即当今中国政治形态，实际上是现代化对中国社会冲击的结果，虽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并非自我内生和转化的产物，它与中国既有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关联性不是天生的，需要后天的建构与创造。实践表明，如何在现代化转型中有效建构现代政治形态，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从今天中国发展的水平与态势来看，中国虽然在应对和解决这个问题上也经历过曲折，但总体上是成功的，其中的关键就是：独立自主地建构自己的现代政治形态。换言之，现代民主共和虽然不是中国内生的，但却是中国自主建构起来的。正是这种自主建构，使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理论逻辑、制度体系和发展道路。这决定了中国今天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是基于中国发展的政治逻辑与现代文明要求的有机结合。为此，本文将从人民民主出发，把握中国发展的政治逻辑，探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一、中国国家转型的制度选择 　　现代化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古代与现代，相应地，也将作为人类文明产物的国家划分为两种类型：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因而，任何社会的现代化一定伴随着从古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人们将这个过程视为“国家建设”（ state-building）。不同的历史、社会与文化体系决定了不同的国家转型模式，至少有三种典型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欧洲的封建制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所形成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以民族共同体为单位，下聚合分散的封建领地与城市，上突破各种类型帝国的羁绊，从而建立主权至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第二种模式是欧洲殖民统治所形成的现代国家建构模式，这其中有两类，其一是通过人口殖民所形成的现代国家建构模式，如欧洲对美洲和大洋洲殖民所建立的各类国家，这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等等，其特点是通过强力占领和统治来建立现代国家；其二是通过制度殖民所建立的现代国家，最典型的就是印度，其特点是在殖民统治基础上，通过制度替代来促使这些国家从古代转向现代。第三种模式是传统国家通过自我制度更替而整体转向现代国家，其特点是在保持传统国家内在统一基础上，建构现代国家制度，实现国家整体的现代转型，最典型的是中国。这种模式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它与中国的历史逻辑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秦统一国家，建立中央集权的时候，就使中国走出了封建时代，进入到以郡县为基础、中央集权为主干的大一统时代。所以，近代中国是在大一统的基础上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其取向不是要摧毁大一统的国家结构，而是要以新的现代制度体系替代传统的制度体系，实现国家整体转型与现代化发展。显然，这是国家制度体系摧毁与重构的革命过程，即价值、组织与制度体系实现革命性转型的过程。 　　事实表明，这个过程不是预设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艰难的制度试错与制度选择的过程，既需要革命的冲击，也需要改革的实践。在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探索与实践中，中国先后经历了五次重大的制度选择：第一次在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间选择。这看似两种政体选择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千年体制的历史性宣判：即是通过自我变革转向现代，还是将其彻底毁灭。辛亥革命选择了后者，所以，革命后面临的首要使命就是如何在民主共和旗帜下建构现代国家体系。第二次在军阀专制与党建国家之间选择。由于军队是辛亥革命后的权力主体，所以，革命后的民主共和实践很快就被军人所掌控，最终落到军阀专制与军阀割据的境地。为了挽救民主共和，阻止国家分崩离析，孙中山提出了以革命党领导革命军，从而领导人民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党建国家的政治主张，并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