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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时期中日民间贸易评述 　　摘 要：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从唐朝后期就出现了私人贸易。然而，自明太祖开始，就实行海禁政策，官方承认的贸易方式只是朝贡贸易。争贡事件发生后，嘉靖皇帝奉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在强大利益的驱动下，中日民间走私贸易不断发展起来，对当时明朝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嘉靖时期；中日；民间贸易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5 ― 0082 ― 03 　　一、嘉靖时期中日民间贸易对明朝经济的影响 　　（一）促进明朝手工业的发展 　　明中叶以后，手工业发展已经打破了西周时期“工商食官”的局面，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私营手工业的发展已经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嘉靖时期力主剿灭倭寇，大力打击中日民间走私贸易，但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仍然有部分海商铤而走险。也正是这种在夹缝中生存的环境，使得当时中日民间走私贸易更加富有一种生长的活力。 　　明太祖朱元璋一直对海外民间贸易持打击态度，实行“海禁政策”。嘉靖时期依然奉行祖制，禁海的旨意一个又一个下达，唐婷的《明嘉靖时期抗倭文书研究》统计，从嘉靖元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22-1566年）间，嘉靖皇帝共下61道有关抗倭的诏令。然而，东南沿海地区的中日民间走私贸易并没有就此式微，反而呈现出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景象。这种状况固然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历史结果，但这种经济现象的出现也与当时中日民间走私贸易分不开。 　　自争贡事件之后，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就此中断。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海商在民间走私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明朝大量的生丝及丝织品通过海商流向日本市场。据《华夷通商考》记载，当时输往日本的丝织品中，从南京输出的有白丝、五丝、绫子、纱绫、纱、绉绸、捻线绸、绢绸、罗、锦、闪缎、金缎、南京缎子、南京绡等。从广东输出的有白丝、黄丝、五丝、七丝、八丝、天蚕丝、绉绸、捻线绸、闪缎、金缎、天鹅绒、锦、二彩、绫子、纱绫等。1由此可见，中国向日本输出丝织品的种类之多，数量之大。 　　当时的日本，国内混战，政局不稳，经济发展滞后，对中国的商品依赖程度非常高。同时，棉已经成为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日本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才能满足本国需求，这又刺激了中国沿海地区开始围绕贸易进行生产。故以丝绵为例，如浙江之湖州素以丝绵之多精甲天下著称。“湖州之民以蚕为田，胜意则皆饶，失手则坐困。绵以两蚕共作茧者为同功绵，值即倍常。若蚕佳者，用一二十日辛苦，收丝可售一两余。泛海之商以每百斤银百两的湖丝至东洋吕宋贸易不过得价二倍，然至日本则每百斤价至五六百两。是故，通吕宋则平常之息，通日本则非常之利，海商岂有不图非常，而求平常”。可见，市场的需求与利益的驱使，直接拉动丝织业技术领域的不断发展。 　　关于当时江南地区手工业的发展，李伯重先生主张跳出传统的“资本主义萌芽”思维模式，认为这是中国“早期工业化”开始的表现。他认为这一时期手工业的飞速发展，除了国内市场的需求以外，海外贸易也促进了大规模手工工场的出现。 　　（二）促进中国沿海地区市场一体化的初步形成 　　嘉靖时期，中日民间走私贸易的发展在促进手工业发展的同时，对国内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体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既加强了东南沿海各省份之间的经济联系，又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市场一体化的初步形成。 　　在明朝中期，由于抽分制的实行，广东的私人海外贸易较早地发展起来，海禁也相对松弛。在这种情况下，江浙、福建等地区的大量货物被运送到广东，从这里出海贸易。嘉靖间谭纶谓“连年倭患，皆为私通贸易而起，浙人多诈，窃买丝绵、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番之货，抵广变卖，复易广货归浙，本谓交通，而巧立名曰走广。”所谓“走广”，就反映出当时存在大量货物从江浙地区流向广东地区。当时浙人将大量的商品货物运送到广东，而这些货物又都是“通番之货”，非常明显是用于出海贸易的。 　　随着各地的手工业出现规模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东南地区各省份之间手工业生产原料的流通也日趋频繁。江南地区的丝绸、棉布页比较发达，需要大量的蓝靛作为染料，同事在给丝绸上色的时候还必需要用到砂糖，这些蓝靛和砂糖的主要产地是福建。“凡福之绸丝，绛之纱，泉之蓝，福建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下吴越如流水。” 由此可以看出，东南各省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 　　海商的活跃，促进了中日民间贸易的发展。东南沿海各省区位条件的便利，有利于全国性统一市场的形成。关于明代国内市场的发育程度，吴承明曾谈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民生用品代替奢侈品，成为长距离贸易的主要内容，我国国内市场也从这时起，有了真正的扩大。” 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生活必需品的远距离贸易，将国内不同层次的经贸圈联系起来，统一的国内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