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酒在中国的千年兴衰.docVIP

葡萄酒在中国的千年兴衰 　　深红色的葡萄酒浆，倾入晶莹剔透的水晶杯，总能营造出西洋式的浪漫典雅。 　　葡萄，在植物学分类上属于葡萄科、葡萄属。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数千个可以酿造葡萄酒的葡萄品种，但可以酿制上好葡萄酒的品种只有五十种左右，它们基本上都是“欧洲种”葡萄的后代。 　　有一种说法认为，葡萄驯化和葡萄酒酿制起源于距今7000年前的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后来因为战争和移民等因素，初传埃及，后传至希腊、罗马，罗马人又把它传到了高卢（法国）及莱茵河流域。 　　 　　葡萄和葡萄酒，几乎与整个西方早期文明史如影随形。 　　在古埃及，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前2181年）有二十九座坟墓和一座神庙的壁画上描绘了酿造葡萄酒的场景，其中涉及了葡萄酒酿造的十二个环节，后世酿造葡萄酒的标准程序，此时已具雏形。而古埃及酿造葡萄酒的确切记载，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早王国时期。 　　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开始，古希腊就有了园艺作物“以葡萄和橄榄树尤为重要”的记录。葡萄酒不但是古希腊的大宗出口商品，也是宗教仪式不可缺少的一种物品。古希腊人经常载歌载舞，以举行葡萄酒庆典的方式，表示对神话中酒神的崇拜。 据统计，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中提到葡萄藤或葡萄的地方至少有三十几处，描写葡萄酒或甜酒的地方更是多达数百处。 　　古罗马政治家加图著的《农业志》记载，罗马共和国后期亚平宁半岛的农业经济是以“生产佳酒且产量丰富的葡萄园居第一。” 　　但是，代表着纯正地中海文化特征的葡萄酒，也出现在中国古诗中，最有名的就是唐代诗人王翰的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那么，源于西方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技术，在历史上和中国有着怎样的渊源关系呢？ 　　苜蓿随天马，蒲桃逐汉臣 　　“苜蓿随天马，蒲桃逐汉臣 ”这句诗出自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刘司直赴安西》，其中的“蒲桃”指的就是葡萄，也作“葡陶”“蒲萄”，而诗中所咏之事，则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西域的苜蓿和葡萄。 　　中国史书上的“西域”，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即昆仑山以北、敦煌以西、帕米尔以东的今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广义泛指自玉门关以西通过狭义的西域所能达到的地区，包括亚洲的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的东部和非洲的北部。 　　 　　张骞出使西域，曾至大宛国（首都在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阿斯哈巴特城）。《史记?大宛列传》云：“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这里所说的“善马”，就是著名的“汗血宝马”（学名阿哈尔捷金马，简称阿哈马），汉武帝封之为“天马”。苜蓿是作为“天马”的饲料被引种到当时西汉的首都长安的，而与它一起引种的“蒲桃”，则是当时西域很多国家普遍采用的酿酒原料。 　　在地理上与古代伊朗（中国文献称之为安息）比较接近的西域，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掌握了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技术，盛产葡萄和葡萄酒。 　　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了距今约2500年前的一株葡萄标本，它属于圆果紫葡萄的植株，其实物为全长1.15米、每节长11厘米、扁宽2.3厘米的葡萄藤。近年，新疆苏贝希墓葬考古也发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的葡萄籽，专家认为，最晚在那个时候，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技术已经传到了西域。 　　与葡萄和葡萄酒有关的西汉时期（距今约2200年以前）的出土文物更是层出不穷。1975年，在新疆天山北麓的一座古墓中，发掘出了西汉时期的酿酒器具一套，其中有球形青铜壶、扁形陶瓷发酵器和木制的压榨葡萄的工具。1985年，在吐鲁番火焰山公社以北哈拉和卓的一座西汉古墓中，在死者木棺的底部出土了许多古代葡萄藤。如前所述，史学巨著《史记》大量记载了西域盛产葡萄和葡萄酒的史实，而前、后《汉书》有关西域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记载也很丰富。《汉书?西域上》云：“且末国，王治且末城，去长安六千八百二十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诸果。”且末国，大体位置在今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缘的且末县。东汉时期，塔里木盆地绿洲及临近地区葡萄的种植继续发展。《后汉书? 西域传》云：“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伊吾即今哈密。东汉王逸的《荔枝赋》描写道：“大哉圣皇，处乎中州，东野贡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黄甘之华橘，西旅献昆山之蒲桃，北燕荐朔滨之巨栗，魏土送西山之杏。”这里的“昆山”就是西域昆仑山，说明这里在东汉时期已经把蒲桃（葡萄）当作重要的贡品上贡。 　　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 　　 　　中国也有本土的野生葡萄。《诗经》里提到的“萸”“葛?”等，就是某种葡萄属植物。由此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