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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事业部改革的探索与展望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普惠金融取得了长足发展，银行业在支持普惠金融发展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既有大型银行组织架构改革的探索，还有股份制银行等中小银行、小微金融专营机构和社区银行的尝试。在此期间，也不乏来自社会资本和互联网金融的竞争和支持，民营银行常态化设立和科技金融的发展为普惠金融注入了新的活力。2017年以来，普惠金融发展进入了加速阶段，特别是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改革的实施，标志着我国银行业向普惠金融领域的全面进军。目前各家银行尚未出台普惠金融事业部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本文将以较为宏观的视角对其发展路径进行一些探索和分析。 　　普惠金融的演进 　　普惠金融概念的形成经历了“小额贷款―微型金融―普惠金融”的渐进过程，2005年，联合国正式提出了涵盖微型金融的、内容更为广泛的“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概念。此时正值国际金融危机前夕、全球经济加速增长、金融过度繁荣的阶段，主要国家利率水平处于历史高位，政策重心落在了缓解高利率水平下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上。在联合国的倡导和推动下，发展中国家纷纷确立各自的普惠金融发展目标，开展普惠金融服务实践。比较成功的例子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及其创新推广的小额信贷模式。 　　国际金融危机后，普惠金融才进入了快速发展通道。此时正值美联储等主要央行降息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全球进入降息周期。一方面，金融危机的发生使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货币面纱”理论的有效性，更加重视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利率水平的普遍降低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推行普惠金融的成本大为降低。2009年年底以来，普惠金融联盟（AFI）、普惠金融专家组（FIEG）、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等普惠金融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出台了推进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战略框架和行动规划。如2010年出台了《G20创新性普惠金融原则》、2016年出台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鼓励各国根据各自具体国情制定国家行动计划，以挖掘数字技术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巨大潜力。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与国际普惠金融发展有着相似的轨迹。2012年，我国首次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提出了在我国发展普惠金融的倡议。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同年，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实践方面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大型银行成立了扶贫事业部、三农事业部；股份制银行积极推行小微企业专营机构、社区支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也纷纷推出符合当地特色的信贷产品。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行差别化考核评价办法和支持政策，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我国普惠金融面临的主要矛盾和路径分析 　　我国银行业的普惠金融发展经历了看似矛盾的两个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施国家银行体制，金融服务呈现出“广覆盖、低质量”的特点，银行网点全面覆盖县域，农村信用社网点全面覆盖乡镇。金融服务具备了普惠的特征，但整体资产质量差、风险大，为此国家也付出了较高的风险处置成本。银行业股份制改革以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很多大中型银行开始上收网点和审批权限，将重心更多放在了利润更高的大型企业贷款。大部分针对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甚至无法覆盖成本，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服务质效没有跟上，造成部分地区金融服务覆盖面下降，金融资源区域性、结构性分布不均衡的问题日益突出。 　　联合国提出发展普惠金融的倡议以来，我国政府对发展普惠金融给予高度重视，探索实施了大量具体有效的政策措施，推动银行业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度、公平性。但是，由于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的金融需求与信贷产品的商业可持续性存在矛盾，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容易暴露出银行商业化取向与普惠金融政策导向之间的冲突，造成银行金融供给总体充裕的情况下，普惠金融供给出现结构性短缺。 　　为解决上述矛盾，大致有五种路径。路径一：既然普惠金融与银行的商业运作模式存在矛盾，那么就可以抛开银行业另起炉灶。路径二：建立专门发展普惠金融的银行，补充现有机构职能不足。路径三：依靠信息科技手段，降低普惠金融服务成本，提升服务效率。路径四：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提升银行业服务效率，以事业部改革为抓手在银行内部建立竞争机制，增加服务普惠金融的内生动力。路径五：从外部着手提高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即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建立风险分担机制等，增加银行服务激励。 　　路径一：容易被互联网金融炒作。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一直处于风口浪尖，这个行业总能给自己找到引领潮流的新词。先是在“颠覆传统银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