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帝后卤簿仪仗文物.docVIP

清宫帝后卤簿仪仗文物 　　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数以百万计的品类丰富的文物中，有一类为清宫帝后卤簿仪仗旧物，是清代专用于国家郊坛祭祀、宫禁之朝会及帝后出行等重大场合时所陈设与跟随的所谓“威仪”，即俗称之“仪仗队”。其阵容庞大，场面豪华，文物类别众多，诸标识鲜明整齐，极大地显示了清代最高统治者的凛凛威严与极端皇权的高不可逾，它们是整个封建王朝高度政治化的产物。 　　我国统治者将出行仪仗列为国家重要典章制度由来以久，早在汉代即有“卤簿”专词，用以指称帝王之仗器。据《封氏闻见记》：“舆驾行幸，羽仪导从谓之‘卤簿’，自秦汉以来始有其名。蔡邕独断载卤簿有小驾、大驾、法驾之异，而不详卤簿之义”，“甲?J有先后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则案次导从，故谓之卤簿耳。”[1]帝王之仪仗自出现后，历代发展，至唐宋之时达于极盛。 　　一、清代卤簿仪仗之分期与沿革 　　清代仪仗，几承明制，其发展大致经过了五个阶段。其一为太祖、太宗与顺治朝时期。天命元年（1616）太祖努尔哈赤即位沈阳，定上尊号建元行礼庆贺乐制。是年元旦，诸贝勒大臣文武群臣进表，“上焚香告天行受贺礼，以是年为天命元年。礼毕，陛御座诸贝勒群臣行庆贺礼，陈设卤簿奏乐。”[2]天命七年（1622）正月，还规定一、二等和硕贝勒大臣，诸申、汉人一、二等大臣，三等参将、游击大臣，众备御及二等游击等官关于旗、伞及鼓、喇叭、唢呐、?}等器配备之数量[3]。 　　清太宗天聪六年（1632），又定仪仗之制，“凡国中往来，御前旗三对，伞二柄，校尉等六人”。[4]十年，改元崇德，正式确立仪仗的品类、数目，并设立管理仪仗的品官与仪从。另据《清史稿》：“太宗崇德元年，备大驾卤簿，玉玺四颗。黄伞五，团扇二。纛十，旗十。大刀六，戟六。立瓜、卧瓜、骨朵各二，吾仗六。马十。金椅、金杌、香盒、香炉、金水盆、金唾壶、金瓶、乐器全设。” [5]此时之仪仗实简从而已。 　　世祖入关后，一仍旧制。但到顺治三年（1646）后，参稽明制，略加增饰，改定皇帝卤簿为三种，即大驾卤簿、行驾仪仗、行幸仪仗。其大驾卤簿设曲柄九龙伞四，直柄九龙伞十六，直柄瑞草伞六，直柄花伞六，方伞八。大刀二十，弓矢二十，豹尾枪二十，龙头方天戟四。黄麾二，绛引幡四，信幡、传教幡、告止幡、政平讼理幡各四，仪?氅八，羽葆幢四，青龙、白虎、朱雀、神武幢各一，豹尾幡、龙头竿幡各四。金节四，锁金龙纛、销金龙小旗各二十。金钺六，马十。鸾凤扇八，单龙扇十二，双龙扇二十。拂子二，红灯六，金香炉、金瓶、金香盒各二，金唾壶、金盆、金杌、金交椅、金脚踏各一。御杖六，星六，箅头八。棕垫三十，静鞭三十，品级山七十二。肃静旗、金鼓旗、白泽旗各二，门旗八，日、月、风、云、雷、雨旗各一，五纬旗五，二十八宿旗各一，北斗旗一，五岳旗五，四渎旗四，青龙、白虎、朱雀、神武、天鹿、天马、鸾麟、熊罴旗各一。立瓜、卧瓜、吾仗各六。画角二十四，鼓四十八，大铜号、小铜号各八，金、金钲、仗鼓各四，龙头笛十二，板四串。此大驾卤簿专用于郊祀大典，万寿、元旦、冬至三大朝会及诸典礼也用之。 　　行驾仪仗，用销金九龙伞十，销金龙纛十，销金龙小旗十，双龙扇十。金钺四，星四，御仗四，吾仗四，立瓜、卧瓜各四。凡车驾出入，执事人马上排列。 　　行幸仪仗，用?缎伞十，销金龙纛十，销金龙小旗十，双龙扇六，?瘟?扇四。豹尾枪十，大刀十，弓矢十。金钺六，星六，御仗、吾仗、立瓜、卧瓜各六。金二，笙二，云锣二，管二，笛四，金钲四，铜钹四，鼓二，唢呐八，铜点二，小号、大号各八，蒙古号六。凡车驾行幸，执事人步行排列[6]。 　　此外还有皇子、皇后、贵妃与妃等的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仪仗之制度。顺治朝成为清朝仪仗发展的重要时期，清朝卤簿仪仗于是年正式确立，成为以后各朝仪仗制度的楷模，一直到乾隆朝，此一制度从总体上并无大的改观。 　　由上述，清前期之卤簿仪仗，基本上可分为创立与定制两个时期，其中太祖、太宗朝属于关外初创期，已制定皇帝及诸王等的仪卫制度，渐有成规。顺治朝为卤簿仪仗的正式定制期，但其承用明制者较多，仪仗的管理机构更是沿袭明代锦衣卫六所与一卫的格局与规模。 　　其二为康熙、雍正两朝，在顺治朝的基础上续有制作，而清朝典章国采，此时已渐入完备。这一阶段，则为清代卤簿仪仗的发展期。 　　其三即是乾隆时期。清朝卤簿仪仗承沿顺治朝初步定制之基础，经过康、雍两朝的发展与完善，最终于乾隆帝时达至顶峰。“一代仪文，于斯为盛”，此一阶段，属于清代卤簿仪仗的改制增益与鼎盛期。 　　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奉谕旨，“国家敬天尊祖，礼备乐和，品物具陈，告丰告洁。所以将诚敬，昭典则也”。[7]并谕“古者崇郊享则备法驾，乘玉辂以称钜典。国朝定制有大驾卤簿、行驾仪仗、行幸仪仗。其名参用宋明以来之旧，而旗章麾盖视前倍简。今稍为增益，更定大驾卤簿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