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喜亦忧一部《保护法》.docVIP

亦喜亦忧一部《保护法》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未成年人，却不是每个家庭都知道《未成年人保护法》； 　　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过未成年人的经历，却不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认识到未成年人需要家庭、社会的特殊保护； 　　中国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有4亿多，这个数字约相当于美、英、法、德四国人口的总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在中国无疑是一项巨大的任务。而属于90年代的中国未成年人是幸运的，因为―― 　　可喜，未成年人有了保护神 　　1991年9月4日，中国的未成年人会记住这个日子，由团中央和国家教委联合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保护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获得通过并于1992年1月1日起实行。中国的未成年人从此有了法的神力相助。 　　由此，不到一年，全国有18个省、市、自治区制定了地方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或保护法的实施细则；全国有15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工作机构。 　　数字或许很抽象，那么有这么一组形象的例子，会令你欣喜： 　　北京，―名15岁的少年经常去某营业性歌舞厅唱卡拉OK，因此欠老板数百元钱。老板找少年的父母要钱。少年的父母回答：“孩子的钱，我们不清楚，没法还。”老板告到法院。法院调查后，向老板指出让未成年人进营业性歌舞厅违反了《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因此欠债不予偿还。 　　某企业的一职工孩子偷盗，该企业对此少年录像、编辑成法制宣传资料在企业内部播放。该少年犯在法庭审理中依据《保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的条款提出自我保护的合理要求，法庭查实后，通知该企业销除该少年的录像资料。 　　1992年秋天，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组织视察《保护法》执法情况，一些已是古稀、耄耋之年的白发老人为历来被视作乳毛未褪、嘴上没毛的未成年人奔波于新疆、甘肃、北京。他们高兴地看到：在不少酒吧、营业性歌舞厅、电子游艺厅门前都有明显的标志告示―未成年人不得人内；在一些中小学校门口也有明显的标志――校门附近50米不得设摊（为了让孩子们有个良好的受教育环境）。 　　北京通县马驹桥镇中心小学，少年们成立了自我保护的“红领巾维权理事会”。理事会刚成立，便接到学生李春梅的投诉，她因考试分数不高，其母盛怒，大骂女儿之后又把她的书本撕得粉碎。于是“红领巾维权理事会”5名成员开进李家，向李母宣讲《保护法》，告诉李母侵犯了其女儿受教育的权益。面对一伙稚童的严肃，李母又羞愧、又感动。 　　为了对未成年人实行司法保护，先是上海、继而又是北京等地都建立了“少年法庭”，专门受理未成年人的案件。我有机会旁听了一次少年法庭的开庭过程。不同于一般法庭的是，少年法庭除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合议判决外，还针对少年犯罪通常为初犯、偶发性大、可教育性强的特点，特别增加了法庭教育这一内容。那天，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在法庭上对那位少年犯动容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此时此刻，你的同学正坐在教室里发愤苦读，而你却作为被告站在这里，这是一个令人痛惜的事实。你该想一想，你偷盗的都是你的邻居、你父母的同事，是你使他们上班不安心、出门不放心。当你在铁窗之中听到自已已被重点中学录取的消息时，你是否也为自己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而捶足顿胸？同时，你也给你家人带来了不幸，当你被抓走后，你的父母哭肿了双眼，差不多有半个月家中没开火做饭，多次立功受奖的你父亲为你第一次向组织上写了检查。你是你姥姥一手带大的，你被抓时你姥姥在外地探亲，为了瞒住她，亲属一再挽留她，多住几天、再多住几天，可当她一旦有一天得知她的宝贝外孙因偷盗被捕人狱时，她脆弱的心脏能承受得了吗？……” 　　检察官说到此时，少年犯已泣不成声，法定代理人少年犯的父亲也掩面而泣。 　　少年犯罪是不幸的，但在“少年法庭”中的这一刻对这位少年犯来说，抑或是幸运的。这不仅在于今天的未成年人拥有一部《保护法》，还在于―― 　　可敬，为了未成年人的“未委会” 　　“未委会”，你或许对她感到陌生，但许许多多的未成年人熟悉她，她的全称是“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她是专门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服务的机构。 　　目前，仅北京一地就有400个乡镇街道建立了未委会，形成了约5000人的工作队伍。 　　北京市未委会办公室设在团市委权益部内，一间1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放着五、六张办公桌，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和听筒里传来的孩子们的声音，表明她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地位。 　　轰动京华的“熊琦案”―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在腊月里穿着沾满屎尿嘎巴的儿童命运，曾牵动了成千上万人的心。而最初发现此事的就是街道未委会，当此事报到市未委会办公室后，市未委会办公室在作了了解和法律咨询后，立即建议由街道未委会委托一人作为起诉人向法院提出诉讼。 　　去年一年，北京市未委会办公室接到投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