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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被遗忘权实施困境与我国应对策略 　　〔摘要〕 “数据被遗忘权”虽是欧洲立法的产物，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如司法实践冲突、权力格局博弈、操作技术难题、效果不可控等，但对我国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为促进我国个人信息权的实现，改善我国信息泄露肆虐的现状，将“删帖”纳入制度化管理中，需要从立法、行政、技术和市场四个方面切入。我国应对“数据被遗忘权”实施困境需要采取以下策略： 出台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被遗忘权”的法律属性；划分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成立专门的信息数据保护机构；设置“数据存储期限”，引入“用户隐私偏好”； 培育行业自律精神，提高公民媒介素养。 　　〔关键词〕 “数据被遗忘权”，个人信息，表达自由，隐私保护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6-0108-07 　　从古至今，人类总是致力于和“遗忘”作斗争，却忽略了遗忘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随着网络技术的出现，互联网强大的存储和记忆功能在给我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幸福的烦恼”，它让发生过的事情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皮肤”上，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使得“记忆变成常态，遗忘反而变成了例外” 〔1 〕6。尤其是涉及一些负面的、不堪回首的灰色事件，会变成一种长久记忆，随时可能被激活和消费，这让人感觉到苦恼和愤怒，也由此引发了“数据被遗忘权”的讨论。在我国，“数据被遗忘权”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议题，但仍然存有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数据被遗忘权”太过超前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因为我国当前的重点应该是完善自由表达权而不是个人隐私权；也有学者认为“数据被遗忘权”作为保护个人隐私的一项权利，具有普遍性。本文将围绕“数据被遗忘权”的背景、争议及我国本土化实践的策略问题进行探讨，期待能提出一些有价值、有针对性的对策。 　　一、“数据被遗忘权”的历史出场 　　“数据被遗忘权”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与此相类似的概念有“删除权”“更正权”“修改权”“忘却权”等，其雏形可上溯至法国20世纪80年代的“忘却权”或“遗忘权”，背后的法理精神是一个人犯错后一旦改过自新，应该使他的名声免于被过去的错误所累，给人性一个合理期待，避免“破罐子破摔”的后果。正如舍恩伯格所言：“通过模糊了外部记忆的社会遗忘机制，我们的社会能够接受随着时间不断发展的人们，因此我们才有能力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并不断调整我们的行为以融入未来的社会。” 〔1 〕 21 1995年，欧盟颁布的《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12条b款规定：各成员国应确保数据主体对个人资料的控制，当信息资料不完整、不正确或不需要时，数据主体有权要求修正、删除相关信息。实际上，一些国家早有相关规定，例如，德国1977年、法国1978年、英国1984年、荷兰1989年出台的数据保护法都提到了删除权、更正权、修改权等与“被遗忘权”相关的内容。2012年，欧盟在《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第 2012/72、73 号草案》（以下简称《2012欧盟草案》）中首次提出了“被遗忘权”，草案规定，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其相关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所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2014年5月，欧盟法院对2011年西班牙男子冈萨雷斯诉谷歌案作出终审判决，支持冈萨雷斯本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谷歌公司删除包含其个人信息的网络链接。通过该判例，欧洲正式确立“被遗忘权”为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2016年3月4日，谷歌再次发表声明，“从下周开始，除了我们现有的措施之外，我们还将使用定位信息来限制那些接到谷歌主要域名上被删除的URL，只要这些链接是欧盟市场用户要求删除的链接，并将这些政策应用到所有我们已经根据欧盟法庭裁决而删除的搜索结果” 〔2 〕。也就是说，谷歌扩大了“被遗忘权”的适用范围，将对欧盟所有被要求删除的搜索结果使用“被遗忘权”。从谷歌的“妥协”可以看出被遗忘权的强制力增强，部分搜索引擎已经开始积极配合。 　　同时，欧盟以外的国家也开始承认和效仿之，如日本一家法院2016年2月28日已承认“被遗忘权”的法律地位，判决谷歌删除关于一名男子三年前因触犯反儿童卖淫和色情法而获罪被捕的旧闻。这是首次由日本法院依据“被遗忘权”要求互联网删除个人信息的案例 〔3 〕。2016年5月5日，我国首例“被遗忘权”案件审结，判原告败诉。原告任某某因前东家声誉不良，将“百度”告上法庭，要求删除与前东家相关的搜索关键词和链接，并赔偿经济损失。法院认为，任某某在本案中主张的应“被遗忘”的信息虽具有直接的利益相关性，但“被遗忘权”的法律定位尚未被我国认可，不是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中的法定权利。因此，原告只能从“一般人格权”寻求保护，而原告主张的利益不具有